「依法治會」一直是加爾文倡導與實踐，他同樣看屬靈領袖不是凌駕法制之上。就以塞爾維特（Michael Servetus）一事為例，塞爾維特被判處死，加爾文確實指控對方為異端（否認三一神論與憑信稱義），判處火刑是當時議會的裁決，加爾文認定塞爾維特該受刀刑而非火刑，但當時自由派於議會中利用塞爾維特事件來打擊加爾文，並不接納加爾文的建議。
我們須了解當時教會中人對待異端，用今人眼光看，過於嚴苛，缺乏寬容，這正是昔日社會的真實寫照。塞爾維特是各地通緝的異端者，他無論身在天主教或更正教城市，命運皆一，難逃死刑。塞爾維特間接死在加爾文手上，只因加爾文指出他信仰的錯謬，加爾文的後人於一九○三年在塞爾維特被處死之地立碑：「特批判他（指加爾文）的這一錯誤，這是那個時代的錯。但是我們根據宗教改革運動與福音的真正教義，相信良心自由超乎一切，特立此碑以示和好之意。」（引自Thea Van Halsema著《加爾文傳》）
有些人以為使命的落實，只在乎領導人的個人魅力或權力所致，但從加爾文身上，我們看見制度與章則的重要，就是確保教會的職事不會輕易受到政治的干預，加爾文竭力維護只有牧者有權判斷誰可領受聖餐，反對日內瓦市議會權力入侵。正如余達心評論：「雖然執法極其嚴厲，加爾文卻沒有獨裁；相反地，他極重視民主精神，教會的領袖及政治領袖全都是市民選出來的，並且這些領袖不分等級，他們集體以民主方式領導平信徒及市民。」（《基督教發展史新釋》）
加爾文於《教會憲章》指定由執事承擔救濟貧病孤寡的事工，使慈惠事工得以常規化地進行。他也關注當時商業活動的貪婪與欺詐，他限制收取超額利息。倘若借貸者為貧民，即使貸款人收取規定的百分之五為利息，加爾文也不贊成，他視之為違背愛心及公平原則。他看信仰的價值可應用於職場與經濟活動，重視個人勤奮儉樸等美德，「為榮耀上帝而自覺地過著以勤勞、儉樸、積極向上為光榮，以奢侈、浪費、不勞而獲為恥辱的生活」，這些個人價值的提倡，導致韋伯（Max Weber）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肯定加爾文對經濟活動所起的正面作用。
工作本身也是從神而來的召命，打破了聖職人員才能擁有召命。一般信徒的職業與聖職人員沒有等級之分，人人皆要在其崗位盡忠於上帝的召命。加爾文的召命觀使人安於本分，並竭力於所作的事業能榮耀三一神。「中庸之道」（moderation）正是加爾文背後的價值所在，理性的功能就是使人行事不走偏激，凡事適可而止與尊重秩序是他致力實踐的。
教會要重新思考其使命，不應狹窄地規限為「領人歸主」，加爾文理解其使命是宏偉的，要改變整個世界，甚至寸土不讓予魔鬼。牧養是要面向整個城市，如何幫助城市立法者制定良好管治之法，如何確保政府與教會之間權力的平衡等，正是加爾文致力去作的。現今年代的社會，當然與十六世紀日內瓦有很大分別，然而加爾文本人，也是順服召命「走出去」的牧者，他的視野從不只在堂會以內，關注的是整個城市能否榮耀上帝？信仰的「宣告」不一定是福音的直述；可能是文化的對話、價值的改造或風氣的締造。
加爾文不是十全十美，有其個性弱點，過於嚴肅與執著，更是工作狂，反對任何玩樂；但他的牧養經驗與信仰反省有不少值得我們參考。他作為城市的異鄉人（如龍應台客旅本港而對本地文化的批判），卻關注日內瓦整個城市的發展，他持守信仰價值，以講道及治理來塑造教會，但他並非「堂會中心主義者」，乃關注上帝創造的世界。「依法治會」與價值的倡導，成了他留予今人的重要屬靈遺產。期盼華人教會也能產生類似加爾文的學者牧人，忠實地以信仰價值改變社會！（全文完）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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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9.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