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普罗观众记得的莎剧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李尔王》、《威尼斯商人》什或《驯悍记》，可能对《李察三世》觉得陌生。根据导演林立三的讲法，这齣莎翁名剧从来没有在香港舞台上演过，为什么它多年来不获香港剧坛垂青？虽然香港人对英国中世纪宫廷历史尤其是玫瑰战争1的背景并不熟识，但照理未至会受如此冷待。或者因为主角并非一般观众所喜见的潇灑俊朗的情圣型或充满生命力的英雄人物吧。一开场，就是形貌丑陋、瘸腿驼背的李察三世(锺景辉饰演)2站出来便毫不隐瞒地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向观众剖白，为他两面三刀、伪善奸狡、阴险残暴的为人下了注脚：面对身体的残障，只好在太阳的影子里偷看自己，并决心不做爱人的君子，彷佛邪恶才是他的命定。他计划不惜借刀杀兄长、诱骗敌人妻子与他成婚以夺取该家族的势力、杀害未成年的储君和王子，铲除所有障碍自己发展势力的因素，以助他最终谋朝篡位，登基做国王。
本来是害人终害己，恶有恶报的直线式情节，戏剧性场面相比莎翁其他这类宫廷斗争剧种不算多，莎翁写来却富于象征，对白充满诗意。从细致服饰设计尽量贴近年代，以及台词的翻译可见，香港话剧团采「经典重现」而非「重构」的取向。译者适切地转换当中的西方雅语，语言节奏及修辞贴近原文，夹杂广东话语音或字词上的双关，大大减轻文化距离。即或因时限略有删减，也保留五幕场景的框架，中场休息是全剧的转折位，就是皇帝驾崩，稚子继位，担当摄政大臣的李察把三名皇后的外戚党羽秘密处死。这一场，导演刻意布置三人在断头台斩首，霍地一声「斩」，一个人头辘轳落地，观众在惊吓中发现，李察膨胀的欲望和野心不能容许他再费神巧妙布局来隐藏自己的残酷。
莎剧的基督教意识
香港话剧团的剧场处理成功地复刻莎翁历史剧特质的想像，其中包括多为人忽略的莎剧的基督教意识，导演(可能不自觉)使舞台上的《李察三世》毫无保留地呈现基督教的话语方式，例如：把祝福变成咒诅。皇后外戚死前呼求上帝。见面时彼此祝福。连编修和转译也不能把所引基督教圣经句语消减。莎翁是基督徒，自然深受基督教及圣经话语的影响3，惟就这方面的论述华人的接受却不成比例的少。4最显得矛盾荒谬的，是互为敌人的双方，都寻求上帝的祝福。观众不能单单视为这是中世纪文化时尚，或英国叙事文学的典型文化语境。李察加冕，假装专于灵修，拒绝百姓邀请他接受王权，虚构民心所向、属神旨意；及后烈治蒙打胜李察军队后，同样向上帝祈福，宣示神授君权。即使以基督教为核心价值的国家，信仰也可以变成用来巩固权力，或易于统治及保持秩序的的话语幌子。
原着有另一书名：A Tragedy: The King Richard III。莎翁视李察这歹角为悲剧人物，是一种颇特别的剧场思考，也可能反映莎剧带着新教的人文主义特质。没有一面倒的坏人，每个人的阴暗面都可以燎原，蚕食高贵的人格品质。主角每一次内心独白，都是一次邪恶的揭露。他在剧里没有哈姆雷特式的灵欲挣扎。莎翁所塑造的李察样貌丑陋，却充满教养、举止优雅的贵族，说话最富文学色彩，所以李察起初还着力在人前扮演仁慈多情的王叔，由锺景辉扮演李察其实是有说服力的。罪行被他圆说成与身体残障相衬，身体是扩张野心的理据。我认为与其说他是邪恶和欲望的化身，不如说他是罪的代言人。他拒绝自己的身体，也否定自己本身皇族身分的尊贵，否定身体的价值终让他输掉生命的价值。
当观众看下去，便渐渐发现每个角色都有其隐蔽的罪性，有着李察身上某部分的邪恶。杀别人的丈夫然后在丈夫尸首前向人示爱，是不可思议的求爱法。当李察表明为了得到她芳心才杀人，安妮本未被说服，后来李察谓颠倒她的美色才动杀机便开始软化，可见她最终也被身体所胜，内心同样自私、冷酷、无情。国王爱德华四世因为多猜疑而误信李察暗里散播的谣言，杀害了亲弟佐治。皇后与亲信为巩固势力，与李察互相倾轧，明争暗斗，一样为了权欲排除异己。这些王族间的权力争夺，像阴魂不散，一代一代的以血腥为代价：爱德华四世灭了玛嘉烈皇后的家族，杀了她的丈夫亨利六世和儿子，使她变成寡后；在此之前，爱德华四世的父亲又被玛嘉烈皇后的丈夫所杀。玛嘉烈皇后于是咒诅李察的母亲及爱德华四世的皇后长寿不死，看着丈夫儿子一个一个丧命，不得善终。事实上，几个皇后都走上同一命运。莎士比亚的悲剧有人说是命运悲剧，但我觉得也有点像基督教所讲的家族性咒诅，借重蹈覆辙的罪孽表达如箴言所言：「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
救赎，必源于他者
舞台布景则取简约仿现的手法，呈现富象征性的环境，产生内在张力，再配合背景布幕录像的现代元素。例如，四枝金柱在不同场景放在不同位置，象征权贵以及贵族之间的权力转移；类似颠狗吠日、偏现的太阳、蝙蝠在黄影下拍翅等录像都给观众深刻的想像。以默剧着名的林立三用身体语言呈现战场光影及战争的血腥残暴。当李察呼叫「谁来救我时」，就像圣经讲「谁来救我这取死的身体？」，取死的肉身被咒诅，拯救必须依靠外力，所以李察在战乱中呼救，谁可以给他一只马，他以王朝来换。这时，他需要的，是救他出生天、提供外力的马。最后落幕前播着一只充血的眼睛，林立三认为这只眼睛在剧终时望着观众，有向人质问作自我反思的企图。我认为它或许也可象征上帝的凝视：当人互相残毁个体生命而不自知时，冷不防上帝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另一个导演眼中关键的象征性设置，就是一张冷硬的皇帝座椅，一直挂在舞台的右上方。冷硬的宝座，可以是双重象征。一、代表剧中觊觎的皇位，其实并不好坐，大家却为它而死，最终宝座还是空的。二、它也可赋予基督教的象征：每个人都想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掌控一切，却原来，宝座从来就悬空着，因为从没想过，会让上帝坐上去。虽然设计者未必有此想法，但当创作人进入莎翁建构的悲剧时，很多自觉和不自觉的诠释机会在互动中产生了也未可知。上帝让人有自由意志，但罪不能让我们自救，救赎必源于他者，一个甘心等候人的自主回转的他者。
（吴美筠博士是香港大学附属学院高级讲师，亦为国际剧评家协会创会专业会员。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