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普羅觀眾記得的莎劇是《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雷特》、《李爾王》、《威尼斯商人》甚或《馴悍記》，可能對《李察三世》覺得陌生。根據導演林立三的講法，這齣莎翁名劇從來沒有在香港舞台上演過，為甚麼它多年來不獲香港劇壇垂青？雖然香港人對英國中世紀宮廷歷史尤其是玫瑰戰爭1的背景並不熟識，但照理未至會受如此冷待。或者因為主角並非一般觀眾所喜見的瀟灑俊朗的情聖型或充滿生命力的英雄人物吧。一開場，就是形貌醜陋、瘸腿駝背的李察三世(鍾景輝飾演)2站出來便毫不隱瞞地以內心獨白的方式向觀眾剖白，為他兩面三刀、偽善奸狡、陰險殘暴的為人下了註腳：面對身體的殘障，只好在太陽的影子裏偷看自己，並決心不做愛人的君子，彷彿邪惡才是他的命定。他計劃不惜借刀殺兄長、誘騙敵人妻子與他成婚以奪取該家族的勢力、殺害未成年的儲君和王子，鏟除所有障礙自己發展勢力的因素，以助他最終謀朝篡位，登基做國王。
本來是害人終害己，惡有惡報的直線式情節，戲劇性場面相比莎翁其他這類宮廷鬥爭劇種不算多，莎翁寫來卻富於象徵，對白充滿詩意。從細緻服飾設計儘量貼近年代，以及台詞的翻譯可見，香港話劇團採「經典重現」而非「重構」的取向。譯者適切地轉換當中的西方雅語，語言節奏及修辭貼近原文，夾雜廣東話語音或字詞上的雙關，大大減輕文化距離。即或因時限略有刪減，也保留五幕場景的框架，中場休息是全劇的轉折位，就是皇帝駕崩，稚子繼位，擔當攝政大臣的李察把三名皇后的外戚黨羽秘密處死。這一場，導演刻意佈置三人在斷頭台斬首，霍地一聲「斬」，一個人頭轆轤落地，觀眾在驚嚇中發現，李察膨脹的欲望和野心不能容許他再費神巧妙布局來隱藏自己的殘酷。
莎劇的基督教意識
香港話劇團的劇場處理成功地復刻莎翁歷史劇特質的想像，其中包括多為人忽略的莎劇的基督教意識，導演(可能不自覺)使舞台上的《李察三世》毫無保留地呈現基督教的話語方式，例如：把祝福變成咒詛。皇后外戚死前呼求上帝。見面時彼此祝福。連編修和轉譯也不能把所引基督教聖經句語消減。莎翁是基督徒，自然深受基督教及聖經話語的影響3，惟就這方面的論述華人的接受卻不成比例的少。4最顯得矛盾荒謬的，是互為敵人的雙方，都尋求上帝的祝福。觀眾不能單單視為這是中世紀文化時尚，或英國敘事文學的典型文化語境。李察加冕，假裝專於靈修，拒絕百姓邀請他接受王權，虛構民心所向、屬神旨意；及後烈治蒙打勝李察軍隊後，同樣向上帝祈福，宣示神授君權。即使以基督教為核心價值的國家，信仰也可以變成用來鞏固權力，或易於統治及保持秩序的的話語幌子。
原著有另一書名：A Tragedy: The King Richard III。莎翁視李察這歹角為悲劇人物，是一種頗特別的劇場思考，也可能反映莎劇帶著新教的人文主義特質。沒有一面倒的壞人，每個人的陰暗面都可以燎原，蠶食高貴的人格品質。主角每一次內心獨白，都是一次邪惡的揭露。他在劇裏沒有哈姆雷特式的靈慾掙扎。莎翁所塑造的李察樣貌醜陋，卻充滿教養、舉止優雅的貴族，說話最富文學色彩，所以李察起初還著力在人前扮演仁慈多情的王叔，由鍾景輝扮演李察其實是有說服力的。罪行被他圓說成與身體殘障相襯，身體是擴張野心的理據。我認為與其說他是邪惡和欲望的化身，不如說他是罪的代言人。他拒絕自己的身體，也否定自己本身皇族身分的尊貴，否定身體的價值終讓他輸掉生命的價值。
當觀眾看下去，便漸漸發現每個角色都有其隱蔽的罪性，有著李察身上某部分的邪惡。殺別人的丈夫然後在丈夫屍首前向人示愛，是不可思議的求愛法。當李察表明為了得到她芳心才殺人，安妮本未被說服，後來李察謂顛倒她的美色才動殺機便開始軟化，可見她最終也被身體所勝，內心同樣自私、冷酷、無情。國王愛德華四世因為多猜疑而誤信李察暗裏散播的謠言，殺害了親弟佐治。皇后與親信為鞏固勢力，與李察互相傾軋，明爭暗鬥，一樣為了權慾排除異己。這些王族間的權力爭奪，像陰魂不散，一代一代的以血腥為代價：愛德華四世滅了瑪嘉烈皇后的家族，殺了她的丈夫亨利六世和兒子，使她變成寡后；在此之前，愛德華四世的父親又被瑪嘉烈皇后的丈夫所殺。瑪嘉烈皇后於是咒詛李察的母親及愛德華四世的皇后長壽不死，看著丈夫兒子一個一個喪命，不得善終。事實上，幾個皇后都走上同一命運。莎士比亞的悲劇有人說是命運悲劇，但我覺得也有點像基督教所講的家族性咒詛，借重蹈覆轍的罪孽表達如箴言所言：「耶和華咒詛惡人的家庭，賜福與義人的居所。」
救贖，必源於他者
舞台布景則取簡約仿現的手法，呈現富象徵性的環境，產生內在張力，再配合背景布幕錄像的現代元素。例如，四枝金柱在不同場景放在不同位置，象徵權貴以及貴族之間的權力轉移；類似顛狗吠日、偏現的太陽、蝙蝠在黃影下拍翅等錄像都給觀眾深刻的想像。以默劇著名的林立三用身體語言呈現戰場光影及戰爭的血腥殘暴。當李察呼叫「誰來救我時」，就像聖經講「誰來救我這取死的身體？」，取死的肉身被咒詛，拯救必須依靠外力，所以李察在戰亂中呼救，誰可以給他一隻馬，他以王朝來換。這時，他需要的，是救他出生天、提供外力的馬。最後落幕前播著一隻充血的眼睛，林立三認為這隻眼睛在劇終時望著觀眾，有向人質問作自我反思的企圖。我認為它或許也可象徵上帝的凝視：當人互相殘毀個體生命而不自知時，冷不防上帝的眼睛沒有離開過。另一個導演眼中關鍵的象徵性設置，就是一張冷硬的皇帝座椅，一直掛在舞台的右上方。冷硬的寶座，可以是雙重象徵。一、代表劇中覬覦的皇位，其實並不好坐，大家卻為它而死，最終寶座還是空的。二、它也可賦予基督教的象徵：每個人都想坐在自己生命的寶座上，掌控一切，卻原來，寶座從來就懸空著，因為從沒想過，會讓上帝坐上去。雖然設計者未必有此想法，但當創作人進入莎翁建構的悲劇時，很多自覺和不自覺的詮釋機會在互動中產生了也未可知。上帝讓人有自由意志，但罪不能讓我們自救，救贖必源於他者，一個甘心等候人的自主回轉的他者。
（吳美筠博士是香港大學附屬學院高級講師，亦為國際劇評家協會創會專業會員。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