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年七月一日的大游行开始，七一就成为最具香港意识的政治符号，迈向公民社会的起动力量，衡量政府施政得失的群众公投。愈能减少对抗情绪，增加包容度与反省力，七一应可蜕变成香港宝贵的政治资产。
九七问题引发香港人的身分疑惑，并未随九七年七月一日回归后而消解。时至今日，香港人的身分认同仍然是社会调查的热门议题。国家经济崛起和施政的进步，无疑加强对一国两制落实的信心，但在民主自由进程上的进一步退三步的情况，仍教香港人未能完全拥抱中国人的身分。
另一方面，挥之不去是经年累月沉积下来的「过客」及「租客」心态。在中央无形之手及商人治港的潜台词下，社会上的政治空间非常狭小且被垄断。七一游行乃成为了社会大大小小不同的政治力量的展示舞台，除了标语和口号呐喊的诉求外，更是集体的香港意识抬头。
香港有着众多跨越中西文化历史的传统节日，每被消费主义掏空了节日本身的意义，就连圣诞节与复活节，在教会之外的世界也只有经过包装的消费意识，唯有每年的七一香港回归纪念日，是独一无二香港人所专享的日子，承载着历史与现实的意义。纪念回归，与民共乐，虽是政府良好的意愿，但鲜能发挥真正的感召力，反而七一大游行唤起了香港人的公民意义，透过自发性的行动来表达中心的诉求。
社会是由大大小小的组织群体组合而成，既是互动的机体，也是利益的综合体。良好而有效的政府，会拓立宪政制度凝聚同识，平衡利害，透过适当的资源分配，消弭矛盾，维护公义。香港回归十二年，最大的社会矛盾在于宪制的承托力不足，间接令行政长官的认受性备受挑战，官员在施政上患得患失，连番失误，复加上未能逆料的金融风暴与疫症肆虐，都积聚出市民的不满，致令每年的七一又变成一次集体的宣泄。
中央和特区政府把七一定位为民意的攻防战，运用政治谋略期为七一降温，不单徒劳无功，益因为未能正视问题的真象，对症下药，只令港人增添无奈与愤怒。中央在○三年的七一后，大动作调整了对港政策，包括透过经济手段帮助香港重现活力，行政长官「董下曾上」，并加强亲中政治力量的壮大，都属顺应情势的举措，可惜仍然摆脱不了「敌我思维」，继续打压香港的民主意愿；又岂料香港公民社会的力量已渐次成型，已非个别的政团所能操控代表。未能正确解读七一，等于未能解读香港。任何上纲上线的负面评价，徒令香港社会平添内耗，争斗不辍。
民主，是建设公义和平社会的手段而非目的。方法的公平，过程的俐落，顾念的周全，有赖公民素质的提升，执政者的胸襟与信念。七一凝聚的公民力量，倘能成为政府施政的殷鑑，严肃地深化与理顺，实有助香港拓立成为中国土地上第一个公民社会的助力。
教会在这个价值混乱、伦理颠覆、心灵受创的社会，不应只留在安全地带上名哲保身；或仅用优美的属灵词藻，为城市求平安求合一；更须要长期站出来与受苦的灵魂同哀同哭，分担分享，将信仰的正能量，融入建构社会进程中，否则仍会被边缘化与贵族化。
没有流泪撒种的，焉能看到欢呼收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