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年七月一日的大遊行開始，七一就成為最具香港意識的政治符號，邁向公民社會的起動力量，衡量政府施政得失的群眾公投。愈能減少對抗情緒，增加包容度與反省力，七一應可蛻變成香港寶貴的政治資產。
九七問題引發香港人的身分疑惑，並未隨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後而消解。時至今日，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仍然是社會調查的熱門議題。國家經濟崛起和施政的進步，無疑加強對一國兩制落實的信心，但在民主自由進程上的進一步退三步的情況，仍教香港人未能完全擁抱中國人的身分。
另一方面，揮之不去是經年累月沉積下來的「過客」及「租客」心態。在中央無形之手及商人治港的潛台詞下，社會上的政治空間非常狹小且被壟斷。七一遊行乃成為了社會大大小小不同的政治力量的展示舞台，除了標語和口號吶喊的訴求外，更是集體的香港意識抬頭。
香港有著眾多跨越中西文化歷史的傳統節日，每被消費主義掏空了節日本身的意義，就連聖誕節與復活節，在教會之外的世界也只有經過包裝的消費意識，唯有每年的七一香港回歸紀念日，是獨一無二香港人所專享的日子，承載著歷史與現實的意義。紀念回歸，與民共樂，雖是政府良好的意願，但鮮能發揮真正的感召力，反而七一大遊行喚起了香港人的公民意義，透過自發性的行動來表達中心的訴求。
社會是由大大小小的組織群體組合而成，既是互動的機體，也是利益的綜合體。良好而有效的政府，會拓立憲政制度凝聚同識，平衡利害，透過適當的資源分配，消弭矛盾，維護公義。香港回歸十二年，最大的社會矛盾在於憲制的承托力不足，間接令行政長官的認受性備受挑戰，官員在施政上患得患失，連番失誤，復加上未能逆料的金融風暴與疫症肆虐，都積聚出市民的不滿，致令每年的七一又變成一次集體的宣泄。
中央和特區政府把七一定位為民意的攻防戰，運用政治謀略期為七一降溫，不單徒勞無功，益因為未能正視問題的真象，對症下藥，只令港人增添無奈與憤怒。中央在○三年的七一後，大動作調整了對港政策，包括透過經濟手段幫助香港重現活力，行政長官「董下曾上」，並加強親中政治力量的壯大，都屬順應情勢的舉措，可惜仍然擺脫不了「敵我思維」，繼續打壓香港的民主意願；又豈料香港公民社會的力量已漸次成型，已非個別的政團所能操控代表。未能正確解讀七一，等於未能解讀香港。任何上綱上線的負面評價，徒令香港社會平添內耗，爭鬥不輟。
民主，是建設公義和平社會的手段而非目的。方法的公平，過程的俐落，顧念的周全，有賴公民素質的提升，執政者的胸襟與信念。七一凝聚的公民力量，倘能成為政府施政的殷鑑，嚴肅地深化與理順，實有助香港拓立成為中國土地上第一個公民社會的助力。
教會在這個價值混亂、倫理顛覆、心靈受創的社會，不應只留在安全地帶上名哲保身；或僅用優美的屬靈詞藻，為城市求平安求合一；更須要長期站出來與受苦的靈魂同哀同哭，分擔分享，將信仰的正能量，融入建構社會進程中，否則仍會被邊緣化與貴族化。
沒有流淚撒種的，焉能看到歡呼收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