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去到维园六四纪念会场，不过是七时半己挤得水泄不通。正欲找地方坐下，忽然听到有人唤我的名字。原来是浸大的同学仔，于是大家坐在一起。因为人太多，我们已分不到秩序表和洋烛。他们早有准备，拿了一块大透明胶纸铺地。四顾环境，前面、左面、右面都没有大荧光幕，只能转头隐约望见身后远处的荧幕上反转的图和字。心想，这回糟糕，这些大孩子一定被闷死！
可是，他们一反平日在大学联福楼（中式茶楼）吃午膳时旁若无人，大声喧哗之风，乖乖的坐在地上，点起洋烛（后来终于传来了两三枝洋烛），默念死难者。在「三无」──无法看到讲台，无秩序表和歌纸，无法全听得懂丁子霖和熊焱的普通话的情况下，他们安静地、严肃地悼念。人性的良知从他们内心发出，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与行为。我低声问他们，中学时代，老师有没有跟他们讲六四？他们不约而同的摇头回答说，没有；七年的中学生活，竟没有一位老师跟他们谈六四！
为什么？为什么六四竟成了中学老师的禁忌？这件轰天动地的历史大事，不但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更令东德柏林围墙倒下，统一了德国；苏联解体；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胜利，结束共产党专政。（俗称「苏东波」）这么重要的中国和世纪历史事件，中学的校长老师竟都不谈不说，或「无暇」谈及、「无暇」关心！？香港的国民教育，究竟有多失败？
我们六十年代的本港中文和中史老师，必会和我们谈文天祥的〈正气歌〉，必会谈中日抗战可歌可泣的故事；连中、小学的音乐老师，必会教我们唱〈长城谣〉、〈天伦歌〉、〈农家乐〉等民谣。而在唱之前，常会「讲古一番」，目的是令同学们代入作曲家作词家的心境，唱起来更有感情。我们那一代的民族教育，就是这样来的。世上哪有一地方、一民族、一国家，不告诉孩子，他的出生，他的身分？不告诉他们，作为父母叔伯兄弟的自己，又来自哪年哪日，哪国哪地哪民？
似乎，我必定要去七一游行，希望在途中遇见同学仔，又可大谈六四和中华民族……
（陈中禧写于二○○九年六月廿五日，欢迎任何人士刊登或影印，但作者保留任何形式的出版权。）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