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去到維園六四紀念會場，不過是七時半己擠得水泄不通。正欲找地方坐下，忽然聽到有人喚我的名字。原來是浸大的同學仔，於是大家坐在一起。因為人太多，我們已分不到秩序表和洋燭。他們早有準備，拿了一塊大透明膠紙鋪地。四顧環境，前面、左面、右面都沒有大熒光幕，只能轉頭隱約望見身後遠處的熒幕上反轉的圖和字。心想，這回糟糕，這些大孩子一定被悶死！
可是，他們一反平日在大學聯福樓（中式茶樓）吃午膳時旁若無人，大聲喧嘩之風，乖乖的坐在地上，點起洋燭（後來終於傳來了兩三枝洋燭），默念死難者。在「三無」──無法看到講台，無秩序表和歌紙，無法全聽得懂丁子霖和熊焱的普通話的情況下，他們安靜地、嚴肅地悼念。人性的良知從他們內心發出，改變了他們的態度與行為。我低聲問他們，中學時代，老師有沒有跟他們講六四？他們不約而同的搖頭回答說，沒有；七年的中學生活，竟沒有一位老師跟他們談六四！
為甚麼？為甚麼六四竟成了中學老師的禁忌？這件轟天動地的歷史大事，不但影響中國的政治經濟繼續改革開放的政策，更令東德柏林圍牆倒下，統一了德國；蘇聯解體；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勝利，結束共產黨專政。（俗稱「蘇東波」）這麼重要的中國和世紀歷史事件，中學的校長老師竟都不談不說，或「無暇」談及、「無暇」關心！？香港的國民教育，究竟有多失敗？
我們六十年代的本港中文和中史老師，必會和我們談文天祥的〈正氣歌〉，必會談中日抗戰可歌可泣的故事；連中、小學的音樂老師，必會教我們唱〈長城謠〉、〈天倫歌〉、〈農家樂〉等民謠。而在唱之前，常會「講古一番」，目的是令同學們代入作曲家作詞家的心境，唱起來更有感情。我們那一代的民族教育，就是這樣來的。世上哪有一地方、一民族、一國家，不告訴孩子，他的出生，他的身分？不告訴他們，作為父母叔伯兄弟的自己，又來自哪年哪日，哪國哪地哪民？
似乎，我必定要去七一遊行，希望在途中遇見同學仔，又可大談六四和中華民族……
（陳中禧寫於二○○九年六月廿五日，歡迎任何人士刊登或影印，但作者保留任何形式的出版權。）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9.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