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曾荫权最近于立法会答问大会回应已有广泛的报道，毋庸在此赘言。这篇短文不是针对曾特首而发，只不过他的言论引起笔者忆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后几个星期在香港亲历其境的一连串活动，以备为六四事件重作反思。
天安门前的学生抗议
话说一九八九年五月初我在美国讲学返回香港，其时已经到处听到新闻报道，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两年前被逼辞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心脏病发逝世，趁机大事诉求中央政府革新──为国内的贪污、专制、思想封闭赶紧革新。时借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期间，我一向看重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精神，那是由年青人（学生及年青学人）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如今又来一次由年青人主持的活动，呼吁国家领导人进步、改革、开放，我（虽然已过中年）精神上是同情天安门学生的呼喊、静坐、和平示威的，即使他们的思想未必够成熟（正如五四运动的意识形态不无疏漏）。
其实我不太洞悉中南海的政治架构，但我总想，建制社会应当多给青年人机会表达他们的直觉观感和让他们直言直说。
天安门的喧嚷愈来愈炽热。《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用了强硬措辞责备学生的抗议，这样一来更加激起反抗的情绪。此时不只是北京学生在场抗议，其他各省也有学生来到北京参加，包括香港的学生。抗议者的人数多至数十万，他们守纪律，采取和平的方式，其中有核心分子绝食。出乎意料之外，在香港对天安门前抗议的同情度逐渐升温。此时我也加紧注意了，可是我仍然是旁观者。
五月廿一日百万人游行
我当时正在埋首研究一个中国文化的论题，是关乎天人关系的。我从「天人合一」说起，然后到「天人合德」、「天人感应」，那些都是堂皇可观的理想，但我心底里总是觉得中国人讲这套天人和谐的理念，讲了二千多年了，人与天依然合拢不来。
五月廿一日午饭后，我本来想多写一点天人关系的问题，但又不能写出什么。当时电视传播消息，香港中环的大街已经聚集了庞大的市民准备参加游行响应北京学生的改革呼唤。我手上拿着的那枝笔根本不能推动，我把它放下，投笔从戎，索性出街参加游行去。我到达中环之时，街上已经水泄不通，而市民秩序良好，气氛温馨。我插入游行的行列，周围的老少皆有，有年轻的父母亲拖着小孩，也有成人推载着老人的轮椅，原来支持北京民主运动的香港人不限止于青年，据计算当日有一百万人游行。有警察沿途维持秩序，但那不是苦差，因为游行者既自发又自律。我从来没有见过香港市面有这样的现象。香港人不是殖民地的产物，中国的边缘人吗？他们身分模糊，而习惯自扫门前雪，何管他人瓦上霜？这次我却亲眼看见，而且自成为一分子，百万边缘香港人其实是满有中国情怀的。我回家之后，向妻子报告，我今天用双腿加入百万人的游行，踏出历史的印迹，那是没有人可抹杀的。幸好我决定走出去参加，不然我会毕生遗憾。
五月廿八日响应向全球华人的呼唤
五月廿一日之后，天安门前的改革运动好像一步一步进入高潮。众多学生们继续绝食，而绝食者的健康问题随之而来。据说有较慎重的老师劝谏结束绝食。聚集天安门的群众继续澎胀，搭帐住宿和运送粮食的问题也来了。在一片喧哗中有学生领袖要求与国家领导公开对话。电视有一幕展示总理李鹏接见吾尔开希和其他几位学生代表，可是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结果。
正当此时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出席一个国际会议，国外记者齐集北京，将天安门的情景与外国要人到访的互动场面尽入镜头，我们在香港可窥见全貌，如此一来，毕露紧张的局面。
北京学生领袖事前已经呼唤全球各地的华人响应他们的民主诉求，据报道，香港人的响应最积极。这次各团体已作出准备。我和多个基督教人士决定参加教会组织的团体出发游行。开始在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的安素堂与信义会的真理堂之间的斜路聚合，祈祷、唱诗，然后结队上街，渐渐有数千人之多加入。当然那是合一的集合，认清基督徒的身分的其好处，只是我个人觉得整个队伍未能清晰表明那次游行的目的，主要是为国家为人民，而不是为标榜教会或基督徒的身分。无论如何，我和其他基督徒很高兴大家一同参加这次历史性的游行，沿途相遇其他人士，如天主教团体，也自动地相互打招呼。
在电视机面前一个感人的镜头出现：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跑出来走到学生群众中，慰问他们，「对不起你们！我来晚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官方与抗议者有和解的可能呢？抑或是政府高层领袖其实有深层的矛盾？
天安门前的惨剧
以后的几天，天安门前表面安静，学生们也有载歌载舞的场面，可是消息传来──在香港也听到──官方幕后已从北京以外四方调动军队入城，有军事蠢蠢欲动的状态，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奏。
果然，六月四日天未亮，收音机传来隆隆的坦克车声音和卜卜的枪声，原来那是天安门前武装「清场」的气势。再扭开电视机，知道武力镇压经已施行了，火头四起，但天安门广场却无人迹。是不是有重大伤亡而残体全被清除？其馀可逃跑的逃走了？这是可怕的情景，我眼眶盈泪，咽喉哽塞。
多个星期的学生抗议如此惨剧收场。伤亡人数多少，有各种猜测──从几百到数千。在逃亡的民运领袖被列入通缉黑名单，这是另一黑色恐怖局面。
香港方面，新闻自由令消息得以灵通传出，而集会自由准许市民继续结队以行动表达意见及情绪，只要不侵犯别人的安全。天安门惨剧发生后，一般市民的即时反应是同情心满溢。这又是香港人良善一面的表现。
六月四日以后数天不断出现群体结队上街游行，竖起横额哀悼死亡者或举行悼念仪式，我亦加入过一次基督教团体游行至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哀悼天安门遇难者的仪式。那些哀悼活动是自发性的，实在有安抚心灵创伤的功能。我记得沿途看见各种横额或挂在花篮上的吊唁，如「神人共泣」、「人愤天怒」、「悲天悯人」等字句。从这些字句及祭祀仪式可见众多香港市民确实因天安门的惨剧心灵上受创伤。令人难受的是，受难者究竟是爱自己国家的同胞，手无寸铁，却成为在国家领袖命令下武力镇压的牺牲品。意想不到，一向被认为是质主义至上的香港人竟然流露着真挚的良知。
不只是悲悯的感情，香港有一伙人以行动救援被大陆政府通缉的民运人士。这一下子香港是民运分子的逃命通道，后转往国外避难。曾经出钱动手救援逃亡者的人士怎会不知道六四造成的苦难？
事后──直至今日──听到香港有这样的好心人，在赏识他们的功德之馀，谨记香港是不会遗忘祖国的一块小土地。且望中国领袖不要抑压「一国两制」的另一制度，轻视细小的香江。
再说二十年前在哀悼六四死难者时见到的横额，我最受落的是「悲天悯人」的字句。这是有中国人气息的言语，既有上天的慈悲又有人心的怜悯。不过，「悲天悯人」尚未「到肉」，即是十字架上「道成肉身」为救赎人类，甘心受苦流血的牺牲之大爱。这才是叫人直达「天人合一」或「上帝与人和好」的途径──只要人承认自己的罪过──无论是压逼者抑或是受压逼者，尤其是先由压逼者认罪。
但中南海的强人何时做到这个地步呢？曾荫权叫香港人掩饰六四镇压的过错，这绝对不是办法！众多香港人──如曾经几次参加支持民运的大游行及后来悼念六四的大集会──不会轻易忘记六四是惨剧，不过我相信许多人是有饶恕的宏量的，然而当事者必须承担责任，不然这又是中国人讲了二千多年的「天人合一」空谈或现时当权派所唱的「社会和谐」高调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