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曾蔭權最近於立法會答問大會回應已有廣泛的報道，毋庸在此贅言。這篇短文不是針對曾特首而發，只不過他的言論引起筆者憶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後幾個星期在香港親歷其境的一連串活動，以備為六四事件重作反思。
天安門前的學生抗議
話說一九八九年五月初我在美國講學返回香港，其時已經到處聽到新聞報道，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悼念兩年前被逼辭共產黨總書記的胡耀邦心臟病發逝世，趁機大事訴求中央政府革新──為國內的貪污、專制、思想封閉趕緊革新。時藉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期間，我一向看重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的精神，那是由年青人（學生及年青學人）發動的新文化運動，如今又來一次由年青人主持的活動，呼籲國家領導人進步、改革、開放，我（雖然已過中年）精神上是同情天安門學生的呼喊、靜坐、和平示威的，即使他們的思想未必夠成熟（正如五四運動的意識形態不無疏漏）。
其實我不太洞悉中南海的政治架構，但我總想，建制社會應當多給青年人機會表達他們的直覺觀感和讓他們直言直說。
天安門的喧嚷愈來愈熾熱。《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用了強硬措辭責備學生的抗議，這樣一來更加激起反抗的情緒。此時不只是北京學生在場抗議，其他各省也有學生來到北京參加，包括香港的學生。抗議者的人數多至數十萬，他們守紀律，採取和平的方式，其中有核心分子絕食。出乎意料之外，在香港對天安門前抗議的同情度逐漸升溫。此時我也加緊注意了，可是我仍然是旁觀者。
五月廿一日百萬人遊行
我當時正在埋首研究一個中國文化的論題，是關乎天人關係的。我從「天人合一」說起，然後到「天人合德」、「天人感應」，那些都是堂皇可觀的理想，但我心底裡總是覺得中國人講這套天人和諧的理念，講了二千多年了，人與天依然合攏不來。
五月廿一日午飯後，我本來想多寫一點天人關係的問題，但又不能寫出甚麼。當時電視傳播消息，香港中環的大街已經聚集了龐大的市民準備參加遊行響應北京學生的改革呼喚。我手上拿著的那枝筆根本不能推動，我把它放下，投筆從戎，索性出街參加遊行去。我到達中環之時，街上已經水泄不通，而市民秩序良好，氣氛溫馨。我插入遊行的行列，周圍的老少皆有，有年輕的父母親拖著小孩，也有成人推載著老人的輪椅，原來支持北京民主運動的香港人不限止於青年，據計算當日有一百萬人遊行。有警察沿途維持秩序，但那不是苦差，因為遊行者既自發又自律。我從來沒有見過香港市面有這樣的現象。香港人不是殖民地的產物，中國的邊緣人嗎？他們身分模糊，而習慣自掃門前雪，何管他人瓦上霜？這次我卻親眼看見，而且自成為一分子，百萬邊緣香港人其實是滿有中國情懷的。我回家之後，向妻子報告，我今天用雙腿加入百萬人的遊行，踏出歷史的印跡，那是沒有人可抹殺的。幸好我決定走出去參加，不然我會畢生遺憾。
五月廿八日響應向全球華人的呼喚
五月廿一日之後，天安門前的改革運動好像一步一步進入高潮。眾多學生們繼續絕食，而絕食者的健康問題隨之而來。據說有較慎重的老師勸諫結束絕食。聚集天安門的群眾繼續澎脹，搭帳住宿和運送糧食的問題也來了。在一片喧嘩中有學生領袖要求與國家領導公開對話。電視有一幕展示總理李鵬接見吾爾開希和其他幾位學生代表，可是沒有任何實質上的結果。
正當此時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出席一個國際會議，國外記者齊集北京，將天安門的情景與外國要人到訪的互動場面盡入鏡頭，我們在香港可窺見全貌，如此一來，畢露緊張的局面。
北京學生領袖事前已經呼喚全球各地的華人響應他們的民主訴求，據報道，香港人的響應最積極。這次各團體已作出準備。我和多個基督教人士決定參加教會組織的團體出發遊行。開始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的安素堂與信義會的真理堂之間的斜路聚合，祈禱、唱詩，然後結隊上街，漸漸有數千人之多加入。當然那是合一的集合，認清基督徒的身分的其好處，只是我個人覺得整個隊伍未能清晰表明那次遊行的目的，主要是為國家為人民，而不是為標榜教會或基督徒的身分。無論如何，我和其他基督徒很高興大家一同參加這次歷史性的遊行，沿途相遇其他人士，如天主教團體，也自動地相互打招呼。
在電視機面前一個感人的鏡頭出現：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跑出來走到學生群眾中，慰問他們，「對不起你們！我來晚了！」這是不是意味著官方與抗議者有和解的可能呢？抑或是政府高層領袖其實有深層的矛盾？
天安門前的慘劇
以後的幾天，天安門前表面安靜，學生們也有載歌載舞的場面，可是消息傳來──在香港也聽到──官方幕後已從北京以外四方調動軍隊入城，有軍事蠢蠢欲動的狀態，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奏。
果然，六月四日天未亮，收音機傳來隆隆的坦克車聲音和卜卜的槍聲，原來那是天安門前武裝「清場」的氣勢。再扭開電視機，知道武力鎮壓經已施行了，火頭四起，但天安門廣場卻無人跡。是不是有重大傷亡而殘體全被清除？其餘可逃跑的逃走了？這是可怕的情景，我眼眶盈淚，咽喉哽塞。
多個星期的學生抗議如此慘劇收場。傷亡人數多少，有各種猜測──從幾百到數千。在逃亡的民運領袖被列入通緝黑名單，這是另一黑色恐怖局面。
香港方面，新聞自由令消息得以靈通傳出，而集會自由准許市民繼續結隊以行動表達意見及情緒，只要不侵犯別人的安全。天安門慘劇發生後，一般市民的即時反應是同情心滿溢。這又是香港人良善一面的表現。
六月四日以後數天不斷出現群體結隊上街遊行，豎起橫額哀悼死亡者或舉行悼念儀式，我亦加入過一次基督教團體遊行至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哀悼天安門遇難者的儀式。那些哀悼活動是自發性的，實在有安撫心靈創傷的功能。我記得沿途看見各種橫額或掛在花籃上的弔唁，如「神人共泣」、「人憤天怒」、「悲天憫人」等字句。從這些字句及祭祀儀式可見眾多香港市民確實因天安門的慘劇心靈上受創傷。令人難受的是，受難者究竟是愛自己國家的同胞，手無寸鐵，卻成為在國家領袖命令下武力鎮壓的犧牲品。意想不到，一向被認為是質主義至上的香港人竟然流露著真摯的良知。
不只是悲憫的感情，香港有一伙人以行動救援被大陸政府通緝的民運人士。這一下子香港是民運分子的逃命通道，後轉往國外避難。曾經出錢動手救援逃亡者的人士怎會不知道六四造成的苦難？
事後──直至今日──聽到香港有這樣的好心人，在賞識他們的功德之餘，謹記香港是不會遺忘祖國的一塊小土地。且望中國領袖不要抑壓「一國兩制」的另一制度，輕視細小的香江。
再說二十年前在哀悼六四死難者時見到的橫額，我最受落的是「悲天憫人」的字句。這是有中國人氣息的言語，既有上天的慈悲又有人心的憐憫。不過，「悲天憫人」尚未「到肉」，即是十字架上「道成肉身」為救贖人類，甘心受苦流血的犧牲之大愛。這才是叫人直達「天人合一」或「上帝與人和好」的途徑──只要人承認自己的罪過──無論是壓逼者抑或是受壓逼者，尤其是先由壓逼者認罪。
但中南海的強人何時做到這個地步呢？曾蔭權叫香港人掩飾六四鎮壓的過錯，這絕對不是辦法！眾多香港人──如曾經幾次參加支持民運的大遊行及後來悼念六四的大集會──不會輕易忘記六四是慘劇，不過我相信許多人是有饒恕的宏量的，然而當事者必須承擔責任，不然這又是中國人講了二千多年的「天人合一」空談或現時當權派所唱的「社會和諧」高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