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的四月中旬以后，每天都是由早到晚屏息的看着电视转播天安门的情况，时而紧张，时而忿怒，时而哭泣，时而狂喜，时而担忧。生活已失去规律，但注意却十分集中。
五月十九日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入长洲，抵步后在长洲的店铺里看见赵紫阳在天安门说：我来晚了。当晚有狂风大雨，我们几个人特意走到东湾的海边，任由雨打风吹，感受惊涛骇浪，大家手牵手的为北京学生们祷告，整整一个晚上。到凌晨知道李鹏宣告戒严，早上就马上返回市区，参加了支援抗议活动。之后每一次的大游行，我们都把原是十一点的崇拜提早举行，好让全教会都可以参加。
六月三日的晚上，北京的局势已经紧张得不得了，当晚和一个团契在屯门何福堂退修，只是大家都没心情。还没有天亮就知道军队以武力清场。我们马上结束了活动，赶回教会，又再上街抗议。只是枪声过后，一切反而沉寂。
七月四日买了一本《北京学运——历史的见证》，在第一页写下：「曦曦：爸爸留下这本书给你，希望你长大以后不会忘记这段日子发生的事。这段日子爸爸曾经哭过，也跑上街。爸爸曾经许下一个愿，到你长大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民主，像这样的灾难，永远不再发生。但愿这已成为事实。爸爸1989.7.4北京大屠杀后一个月。」从此，生活又回复以前，专注教会的工作。但八九民运的悲壮，六四屠杀的可怖，却依然萦系于心。
九六年夏天，民运后第一次再踏足北京，日间车子往返天安门，虽然所见一如既往，但心情却已不一样。一天晚上，特意的到人民英雄记念碑下，静坐默祷，祈求民主早日在中国实现，并悼念在那里逝去的英灵。虽然心情郁结，却不再流泪。九九年在维园的烛光晚会上，买了一个民主女神像，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因为等待的日子太长而忘记了。转眼又十年了。
相信这样的经历与心情，应当没有什么独特性，反倒应该有相当的普遍性。这正好说明我们所经验的和所坚持的都是一样。但民主运动的可贵之处和成功的可能，并不在于少数的先进份子，而在于多数人坚持。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些平凡人的作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