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的四月中旬以後，每天都是由早到晚屏息的看著電視轉播天安門的情況，時而緊張，時而忿怒，時而哭泣，時而狂喜，時而擔憂。生活已失去規律，但注意卻十分集中。
五月十九日和教會的弟兄姊妹入長洲，抵步後在長洲的店舖裏看見趙紫陽在天安門說：我來晚了。當晚有狂風大雨，我們幾個人特意走到東灣的海邊，任由雨打風吹，感受驚濤駭浪，大家手牽手的為北京學生們禱告，整整一個晚上。到凌晨知道李鵬宣告戒嚴，早上就馬上返回市區，參加了支援抗議活動。之後每一次的大遊行，我們都把原是十一點的崇拜提早舉行，好讓全教會都可以參加。
六月三日的晚上，北京的局勢已經緊張得不得了，當晚和一個團契在屯門何福堂退修，只是大家都沒心情。還沒有天亮就知道軍隊以武力清場。我們馬上結束了活動，趕回教會，又再上街抗議。只是槍聲過後，一切反而沉寂。
七月四日買了一本《北京學運——歷史的見證》，在第一頁寫下：「曦曦：爸爸留下這本書給你，希望你長大以後不會忘記這段日子發生的事。這段日子爸爸曾經哭過，也跑上街。爸爸曾經許下一個願，到你長大的時候，中國已經有了民主，像這樣的災難，永遠不再發生。但願這已成為事實。爸爸1989.7.4北京大屠殺後一個月。」從此，生活又回復以前，專注教會的工作。但八九民運的悲壯，六四屠殺的可怖，卻依然縈繫於心。
九六年夏天，民運後第一次再踏足北京，日間車子往返天安門，雖然所見一如既往，但心情卻已不一樣。一天晚上，特意的到人民英雄記念碑下，靜坐默禱，祈求民主早日在中國實現，並悼念在那裡逝去的英靈。雖然心情鬱結，卻不再流淚。九九年在維園的燭光晚會上，買了一個民主女神像，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因為等待的日子太長而忘記了。轉眼又十年了。
相信這樣的經歷與心情，應當沒有甚麼獨特性，反倒應該有相當的普遍性。這正好說明我們所經驗的和所堅持的都是一樣。但民主運動的可貴之處和成功的可能，並不在於少數的先進份子，而在於多數人堅持。或許，這就是我們這些平凡人的作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