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前不敢想象我自己会成为一位全职的传道人或牧师。今天，自己成为一位牧者，多少也是由于那当年天安门屠杀事件所激起的心灵震盪。
我于一九八五年已经移民到加拿大，只希望平平淡淡发展我喜欢的工程事业，而将九七问题置诸脑后，满足于广阔的生活空间，经常可与大自然生态接触的生活。哪知道，八九天安门事件刚刚发生于我回香港度假之际，自己当时也和一般香港人同样于电视机之前目睹天安门事件的结局。本来平常只顾「搵食」（生计／糊口）的香港人，当时不少也竟然在电视机前落泪，更于五月底在很多报章上登广告声援在北京示威的学生。可惜，正义之声在六月四日之后好像海啸巨浪之后那么快地消失了！
六四事件引发笔者自己对罪恶这个命题重新思量。这事件使我更深刻认识到圣经所指：罪恶控制这世界，所以很容易渗透到政府的权力核心。虽然中国平民中善良的占多数，但如何克制政府机关的腐败，如何达到一个公平的社会，这些却是中国公民在官员面前无权过问的议题。
现今，我对中国的期望是愈来愈多国民不再抱着「独善其身、事不关己己不劳心」那种狭窄的眼光，而是愿意回馈社会的心态——「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更盼望「行公义、好怜悯」不单是华人基督徒所坚持的座右铭，也成为普遍中国人逐渐接纳的信念，以至中国人不再懦弱和良心麻木，敢向着无辜坐监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勇于在黑暗的世代里指摘罪恶，明白到沉默的结果是纵容了太多不义者！
作为牧者，我呼吁华人教会领袖和神学教育工作者：基督教的神学不可缺少一种社会广度（social dimension）。基督徒的灵命若停留在个人的层面，则很难叫信徒去关怀社会，参与管理大众的事（政治），在社会议题上为神作光和盐。从神学家加尔文（J Calvin）、巴特（K Barth）、尼布尔（R Niebuhr）和英美的清教徒着作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基督教怎样影响到欧美社会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
由于六四而激发起基督徒的社会正义感，并非出于在人间寻找天堂的梦想，乃因这二十世纪世界大事震撼了我们的灵魂，而希望终于能真相大白，以至牺牲者的家属不再被蒙冤和折磨。当中国政府能不怕交代历史真相时，神州大地和海外的侨胞就会看见中华民族的真正进步。
（卢维溢牧师为加拿大基督徒社关团契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