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前不敢想象我自己會成為一位全職的傳道人或牧師。今天，自己成為一位牧者，多少也是由於那當年天安門屠殺事件所激起的心靈震盪。
我於一九八五年已經移民到加拿大，只希望平平淡淡發展我喜歡的工程事業，而將九七問題置諸腦後，滿足於廣闊的生活空間，經常可與大自然生態接觸的生活。哪知道，八九天安門事件剛剛發生於我回香港度假之際，自己當時也和一般香港人同樣於電視機之前目睹天安門事件的結局。本來平常只顧「搵食」（生計／糊口）的香港人，當時不少也竟然在電視機前落淚，更於五月底在很多報章上登廣告聲援在北京示威的學生。可惜，正義之聲在六月四日之後好像海嘯巨浪之後那麼快地消失了！
六四事件引發筆者自己對罪惡這個命題重新思量。這事件使我更深刻認識到聖經所指：罪惡控制這世界，所以很容易滲透到政府的權力核心。雖然中國平民中善良的佔多數，但如何克制政府機關的腐敗，如何達到一個公平的社會，這些卻是中國公民在官員面前無權過問的議題。
現今，我對中國的期望是愈來愈多國民不再抱著「獨善其身、事不關己己不勞心」那種狹窄的眼光，而是願意回饋社會的心態——「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更盼望「行公義、好憐憫」不單是華人基督徒所堅持的座右銘，也成為普遍中國人逐漸接納的信念，以至中國人不再懦弱和良心麻木，敢向著無辜坐監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勇於在黑暗的世代裡指摘罪惡，明白到沉默的結果是縱容了太多不義者！
作為牧者，我呼籲華人教會領袖和神學教育工作者：基督教的神學不可缺少一種社會廣度（social dimension）。基督徒的靈命若停留在個人的層面，則很難叫信徒去關懷社會，參與管理大眾的事（政治），在社會議題上為神作光和鹽。從神學家加爾文（J Calvin）、巴特（K Barth）、尼布爾（R Niebuhr）和英美的清教徒著作中，我們可以領略到基督教怎樣影響到歐美社會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
由於六四而激發起基督徒的社會正義感，並非出於在人間尋找天堂的夢想，乃因這二十世紀世界大事震撼了我們的靈魂，而希望終於能真相大白，以至犧牲者的家屬不再被蒙冤和折磨。當中國政府能不怕交代歷史真相時，神州大地和海外的僑胞就會看見中華民族的真正進步。
（盧維溢牧師為加拿大基督徒社關團契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