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蔡元云、王耀宗、程翔、黄碧云、胡露茜、叶健民、余理谦
由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香港基督徒学会、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中华基督教会深爱堂社关团契、合一同学会、一代人公社、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与香港天主教团体支援中国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合办「六四」二十周年纪念之「八九至○九──坚持的理由」研讨会，于五月十九日晚上假九龙佑宁堂举行，由黄碧云博士主持，程翔、叶健民博士、王耀宗博士胡露茜博士、蔡元云医生和余理谦神父分享。研讨会反应热烈，近二百人参与，全场爆满。
程翔：六四是要纪念，不是忘记
「八九学运不只是影响中国，更是影响世界。」程翔认为，那一场学运的影响包括令当年柏林围墙倒下、苏共政权崩溃等。「由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国家，至苏联瓦解这十多年间，是人类进行社会试炼。结果是奉行这种社会试炼，政治和经济都濒临崩溃，更有大量人命牺牲，以亿计的人受政治运动伤害。所以，戈尔巴乔夫在八五年时已预测苏共政权是不能再运作下去；而天安门事件就给予动力了结共产主义对社会的统治，了结这场人命试炼。」
程翔指出，中国在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已经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赛先生」已经实现，但「德先生」一直在追求，「有人说中国民族圆了百年的奥运梦，但是我们还有个百年的民主梦未圆。」毛泽东以林肯总统的三民主义，与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以要求民主赢得众人支持中国。但共产党掌权后，竟在宪法上面写上「专政」两字，由「人民民主专政」改成「无产阶级专政」。后有魏京生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后，促使八九六四大规模争取民主的运动出现。他最后重申：「民主百年梦直到今天还未圆，国家走了很多冤枉路。正因为梦未圆，我们更要纪念八九六四，因它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所以纪念六四，是令我们记着继续付诸实践。」
叶健民：六四换经济急速增长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叶健民博士指出，八九年后中国汲取了很大教训，集中处理提高国民生产值，发展经济，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因而减少。他举例说中国现时的媒体如CCTV有大量揭社会疮疤等节目出现，这都是证明共产党对政治的控制减弱。他说：「我们还要纪念六四，是因受到道德力量的感召。看到学生的无私、无畏，挑战当时腐败的政权，显示出超越个人利益的道德行为，这是不论有参与和没参与的人均深深感受到的。追求道德力量，就是追求公民社会的原因。」
另外，叶健民指出六四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在思考方面，六四一事令中国被妖魔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政府都被认为是奸的，有研究中国学者更会刻意忽略一些观点，然后就说中国是邪恶的。但这是会窒碍探讨中国问题的根源，以这种态度是很难讨论中国政体的发展。「此外，六四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我认为用六四去换二十年的成果是有『着数』，因为带来中国政权的自我更生，这并不是坏事。」
二、对后六四的年青人来说，他们经历中国崛起和经济繁荣，是不会明白为何有人会挑中国的坏事来说；而有另一班是因六四被中国彻底摧残、排除在中国的国势发展的知识分子存在，当中是存有两个极端。「因六四而失去这班对中国发展有精通的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发展公民社会的最大损失。」
王耀宗：争取民主社会要逐步进行
岭南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王耀宗博士指出，有政治学家认为发展公民社会，可以促使独裁国家转变。他又指中国在七十年代开始发展公民社会，以经济发展争取民主的出现，「在社会与政府的二元架构之下，政权的力量是非常大，拥有垄断性的地位。」他认为公民社会难与政权对抗，但两者并没有绝对的对立，可以是对立或是依存。他以王丹近期写作的一篇文章为例，当中提及以公民社会的角度分析黄金交叉期，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打破经济垄断，但政治垄断则还未打破；如若公民社会在社会层面不断发展，政府权力不断收缩，做得好的话公民力量便会超越国家政权，在不久的将来民主制度便会出现。
他认为王丹的分析是相当乐观的，「外国力量对中国民主是有利的，但不利的是中国的政府仍占有垄断性地位，公民难以反抗，因为当权者没有发展民主的意欲。」因此，他提出中国争取民主发展有两大步：
一、先争取公义社会、少悲剧的社会，争取个人自由的增加；
二、再争取民主社会，因为追求民主制度是个庞大的工程，应要逐步进行。
他最后强调理想是决定命运，「自己虽没有司徒华般预测民主何时降临，但要有理想才有追求，而信仰本身带有理想性，对追求民主有很大帮助。」
胡露茜：余杰值得香港信徒学习
「耶稣基督之死与六四中牺牲的学生有相似之处。」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兼任讲师胡露茜博士，在研讨会后半部分享六四对基督徒的信仰反思和考验时指出，基督受难与六四事件有三个相似的地方：
一、大家同是追求天国理想，学生对自由、正义和尊严的追求就如耶稣想建立、呼召的一样。
二、两者被政权所定正的罪行相同，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是一种政治罪行定正，学生是被裁定反革命颠覆罪，大家均得罪当权者。
三、两者同被暴力解决，耶稣受十字架酷刑，而学生受到镇压。最后，只剩下圣母玛利亚与天安门母亲。
她强调耶稣的死不是终结，因为盼望在他身上发生。就如让人有盼望、新一代崛起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为理想没有放弃，付出一切的代价。她引内地基督徒作家余杰为例，欣赏余杰的着作提倡渴望宗教自由，不可盲目信奉政权。她引评论指，余杰在其着作《天安门之子》中所关心的不只是基督徒的宗教自由，更批评一元化共产主义剥夺西藏的宗教自由，对法轮功的打压亦是。她最后重申对比于香港基督徒的狭隘，余杰追求其他宗教自由，尊重所有宗教自由的胸襟，是更值得香港基督徒的学习。
蔡元云：真正的forget是forgive
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主席蔡元云医生表示自己不敢相信六四的发生，「我仍然坚持要纪念六四，因为『做良心要知历史』，忘记历史便失去良心，所以我非常欣赏现时的年青人会站出来问发生什么事，要不然良心便被蒙蔽。」他指爱中国，要包括爱她的光荣和失败，若人失去记忆使失去身分，所以人应问自己「我是谁？」来时刻警惕自己，否则便会真的忘记。「人总想回避伤痛，选择forget，但真正的forget是forgive，信仰就是forgive。」他强调，一个国家领导人不敢面对和公开承认自己国家的幽暗，是令人感到愤怒和哀伤。
他最后提出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忘记历史，故此他带领美国进入新的民选阶段。美国尚且要用二百年时间才能有真正的民选，故中国是有希望的，他寄望：「年青人要有『memory and identity』，要谨记自己是谁，不要忘记历史；要学会『forgiveness』，以诚心的态度恳求中国诚实面对自己和历史。我仍然对香港是有期盼的。」
余理谦：基督徒有责任面对六四
天主教耶稣会会士余理谦神父表示天主四规中有一部分是谈及爱自己的国家，爱祖国是人试炼的一部分，切勿以为自己国家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他欣赏胡振中枢机说过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有深厚的感情，对自己要有认识，并为当权者祝福，希望他们会重视六四。他特别提及陈日君枢机谈论人权和民主发展的问题，是香港天主教会的先河，因为很少教会会共同讨论人权问题。陈日君枢机令他感觉自己也要开始关心，唤醒其他信徒的关注。他亦欣赏甘浩望神父敢于批评政府。又热心帮助社区团体搞运动。他最后强调天主教徙与基督徒同样有责任分担教会的责任，按受以上的职务，纪念六四。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09.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