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蔡元雲、王耀宗、程翔、黃碧雲、胡露茜、葉健民、余理謙
由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香港基督徒學會、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社關團契、合一同學會、一代人公社、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與香港天主教團體支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合辦「六四」二十週年紀念之「八九至○九──堅持的理由」研討會，於五月十九日晚上假九龍佑寧堂舉行，由黃碧雲博士主持，程翔、葉健民博士、王耀宗博士胡露茜博士、蔡元雲醫生和余理謙神父分享。研討會反應熱烈，近二百人參與，全場爆滿。
程翔：六四是要紀念，不是忘記
「八九學運不只是影響中國，更是影響世界。」程翔認為，那一場學運的影響包括令當年柏林圍牆倒下、蘇共政權崩潰等。「由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國家，至蘇聯瓦解這十多年間，是人類進行社會試煉。結果是奉行這種社會試煉，政治和經濟都瀕臨崩潰，更有大量人命犧牲，以億計的人受政治運動傷害。所以，戈爾巴喬夫在八五年時已預測蘇共政權是不能再運作下去；而天安門事件就給予動力了結共產主義對社會的統治，了結這場人命試煉。」
程翔指出，中國在九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已經提出「賽先生」和「德先生」；「賽先生」已經實現，但「德先生」一直在追求，「有人說中國民族圓了百年的奧運夢，但是我們還有個百年的民主夢未圓。」毛澤東以林肯總統的三民主義，與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以要求民主贏得眾人支持中國。但共產黨掌權後，竟在憲法上面寫上「專政」兩字，由「人民民主專政」改成「無產階級專政」。後有魏京生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後，促使八九六四大規模爭取民主的運動出現。他最後重申：「民主百年夢直到今天還未圓，國家走了很多冤枉路。正因為夢未圓，我們更要紀念八九六四，因它為人類作出重大貢獻。所以紀念六四，是令我們記著繼續付諸實踐。」
葉健民：六四換經濟急速增長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葉健民博士指出，八九年後中國汲取了很大教訓，集中處理提高國民生產值，發展經濟，共產黨對社會的控制因而減少。他舉例說中國現時的媒體如CCTV有大量揭社會瘡疤等節目出現，這都是證明共產黨對政治的控制減弱。他說：「我們還要紀念六四，是因受到道德力量的感召。看到學生的無私、無畏，挑戰當時腐敗的政權，顯示出超越個人利益的道德行為，這是不論有參與和沒參與的人均深深感受到的。追求道德力量，就是追求公民社會的原因。」
另外，葉健民指出六四帶來的負面影響：
一、在思考方面，六四一事令中國被妖魔化，不論在甚麼情況下，中國政府都被認為是奸的，有研究中國學者更會刻意忽略一些觀點，然後就說中國是邪惡的。但這是會窒礙探討中國問題的根源，以這種態度是很難討論中國政體的發展。「此外，六四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我認為用六四去換二十年的成果是有『著數』，因為帶來中國政權的自我更生，這並不是壞事。」
二、對後六四的年青人來說，他們經歷中國崛起和經濟繁榮，是不會明白為何有人會挑中國的壞事來說；而有另一班是因六四被中國徹底摧殘、排除在中國的國勢發展的知識分子存在，當中是存有兩個極端。「因六四而失去這班對中國發展有精通的理解的知識分子，是中國發展公民社會的最大損失。」
王耀宗：爭取民主社會要逐步進行
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王耀宗博士指出，有政治學家認為發展公民社會，可以促使獨裁國家轉變。他又指中國在七十年代開始發展公民社會，以經濟發展爭取民主的出現，「在社會與政府的二元架構之下，政權的力量是非常大，擁有壟斷性的地位。」他認為公民社會難與政權對抗，但兩者並沒有絕對的對立，可以是對立或是依存。他以王丹近期寫作的一篇文章為例，當中提及以公民社會的角度分析黃金交叉期，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已經打破經濟壟斷，但政治壟斷則還未打破；如若公民社會在社會層面不斷發展，政府權力不斷收縮，做得好的話公民力量便會超越國家政權，在不久的將來民主制度便會出現。
他認為王丹的分析是相當樂觀的，「外國力量對中國民主是有利的，但不利的是中國的政府仍佔有壟斷性地位，公民難以反抗，因為當權者沒有發展民主的意欲。」因此，他提出中國爭取民主發展有兩大步：
一、先爭取公義社會、少悲劇的社會，爭取個人自由的增加；
二、再爭取民主社會，因為追求民主制度是個龐大的工程，應要逐步進行。
他最後強調理想是決定命運，「自己雖沒有司徒華般預測民主何時降臨，但要有理想才有追求，而信仰本身帶有理想性，對追求民主有很大幫助。」
胡露茜：余杰值得香港信徒學習
「耶穌基督之死與六四中犧牲的學生有相似之處。」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兼任講師胡露茜博士，在研討會後半部分享六四對基督徒的信仰反思和考驗時指出，基督受難與六四事件有三個相似的地方：
一、大家同是追求天國理想，學生對自由、正義和尊嚴的追求就如耶穌想建立、呼召的一樣。
二、兩者被政權所定正的罪行相同，耶穌是猶太人的王是一種政治罪行定正，學生是被裁定反革命顛覆罪，大家均得罪當權者。
三、兩者同被暴力解決，耶穌受十字架酷刑，而學生受到鎮壓。最後，只剩下聖母瑪利亞與天安門母親。
她強調耶穌的死不是終結，因為盼望在祂身上發生。就如讓人有盼望、新一代崛起的基督徒知識分子，為理想沒有放棄，付出一切的代價。她引內地基督徒作家余杰為例，欣賞余杰的著作提倡渴望宗教自由，不可盲目信奉政權。她引評論指，余杰在其著作《天安門之子》中所關心的不只是基督徒的宗教自由，更批評一元化共產主義剝奪西藏的宗教自由，對法輪功的打壓亦是。她最後重申對比於香港基督徒的狹隘，余杰追求其他宗教自由，尊重所有宗教自由的胸襟，是更值得香港基督徒的學習。
蔡元雲：真正的forget是forgive
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主席蔡元雲醫生表示自己不敢相信六四的發生，「我仍然堅持要紀念六四，因為『做良心要知歷史』，忘記歷史便失去良心，所以我非常欣賞現時的年青人會站出來問發生甚麼事，要不然良心便被蒙蔽。」他指愛中國，要包括愛她的光榮和失敗，若人失去記憶使失去身分，所以人應問自己「我是誰？」來時刻警惕自己，否則便會真的忘記。「人總想回避傷痛，選擇forget，但真正的forget是forgive，信仰就是forgive。」他強調，一個國家領導人不敢面對和公開承認自己國家的幽暗，是令人感到憤怒和哀傷。
他最後提出美國總統奧巴馬沒有忘記歷史，故此他帶領美國進入新的民選階段。美國尚且要用二百年時間才能有真正的民選，故中國是有希望的，他寄望：「年青人要有『memory and identity』，要謹記自己是誰，不要忘記歷史；要學會『forgiveness』，以誠心的態度懇求中國誠實面對自己和歷史。我仍然對香港是有期盼的。」
余理謙：基督徒有責任面對六四
天主教耶穌會會士余理謙神父表示天主四規中有一部分是談及愛自己的國家，愛祖國是人試煉的一部分，切勿以為自己國家是全世界最好的國家。他欣賞胡振中樞機說過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有深厚的感情，對自己要有認識，並為當權者祝福，希望他們會重視六四。他特別提及陳日君樞機談論人權和民主發展的問題，是香港天主教會的先河，因為很少教會會共同討論人權問題。陳日君樞機令他感覺自己也要開始關心，喚醒其他信徒的關注。他亦欣賞甘浩望神父敢於批評政府。又熱心幫助社區團體搞運動。他最後強調天主教徙與基督徒同樣有責任分擔教會的責任，按受以上的職務，紀念六四。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09.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