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常听说中华民族是苦难的民族。看到不少分析，都指苦难的因由，是中华文化中的劣质性，以至晚清以降不少掌权者与统治集团的罪恶。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我国文化的劣质性是更多还是更少﹖我国政治是罪恶横行，还是公义显彰﹖这些问题大家心里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惟有认清历史，汲取教训，人民和文化才会进步，政治才会逐步清明。
这与香港人有什么关系？香港这个看来微不足道的地方，在近代史中却是酝酿很多中国大变动的空间。然而，近年香港「背靠祖国」而有经济上的好处，愈来愈多香港人对香港能对中国的贡献失去信心和触觉。其实，香港对祖国可作的贡献仍然很多，其中一样，就是记念历史、追求公义。这个看来很大的课题，实际上每年六月四日的晚上，就有数以万计的港人在实践。当他们手上拿着烛光、口里唱出《血染的风采》、为受难者及家属喊冤，要求平反当年的爱国民主运动，香港人正在发挥这种力量和贡献。
不过，这种力量可以延续多久？是否受到威胁呢？每年将近六四的时候，便有一些政界人士站出来，说一些质疑镇压中平民伤亡的说话，诿过于学生领袖或背后的支持者，或者请大家看看国家的进步，放下包袱。值得留意的是，今年引起类似争论的，是港大学生会会长陈一谔。据报道，他虽然认同八九民运是爱国行为，但血腥镇压只是「有点问题」，若果不是当年的学生领袖不理性、不及时自行散去，流血是可以避免的。历史事件在细节上的评价，可以人言人殊、百家争鸣，然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不容混淆。正如我们不能忍受有日本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将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说成「进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因此淡化以解放军残杀和平请愿学生和平民的暴行，也是不能接受的。
回归前，「五十年不变」是一个常用来给香港信心保证的口号。其实，香港不可能不变，只是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而已。陈一谔事件是否代表香港学界以至部分青年人的「变」？香港是否已发生更多的变，以至日后烛光可能不再照亮？据了解，香港出版的九本历史教科书，都将六四血腥镇压的历史简化和淡化。没有八九民运的感情和经历的新生代，在认知不足，什至思考受误导的情况下，仍会看重我们从历史承受的责任吗？二十年已过，公义未能伸张！五十年后，假如维园没有烛光，那会是怎样的香港、怎样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