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再次多谢《时代论坛》编辑的帮助、刊登我的文章。遗憾不能预知同日有多篇文章同时出现，以致编号有误；如果令读者混淆、让一些文章作者感到不被尊重，这不是我原来的意思，亦愿意为此致歉。
也感谢当日同日贴文的邹贤程先生和陈韦迪先生，他们的文章比我好，情理兼备、也让广大读者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只是我天生固执、性好琐碎，很爱钻牛角尖；就是放不下有人对肛交（不只限于男男性行为）与感染ＨＩＶ的关系含糊其词、故弄玄虚，至今不能释怀。
同一个问题，让我问得再清楚些，不令有人扬长而去。
「说『肛交比阴道交更易感染ＨＩＶ』，是否凡正常、理性的人都会作出的合理推断？」如是，那是否医学界、科学界里的人都不正常、不理性？不然，他们为何对此说法有保留？如不是，请指出我在二号和十一号文章的推断那里出错；或另提证据，可作更令人信服的推断、或观察。如答不知道、或没有意见、或暂时未有充分证据，并且不愿对二号和十一号文章那类的推断作回应，请问为什么从起初就要写第一篇文章？噢，请不要忘记世卫和香港卫生署的报告是背景。
也翻看了近期有关此议题的文章的一些观点，赫然发觉有一种说法、彷佛做学术研究的不是常人，他们（并不指涉任何人）竟会说：「没有十足的证据，就不能作科学上的推断。」、「做研究必须是以统计实例的方式进行；并且要先设定『（想要被证明的）目标命题为错』：如没有足够统计数据能推翻这命题，新命题便不能确立、也不算有任何发现」。
事实是这样吗？历来的科研都是以这种形式进行的吗？
据网上资料显示，名闻遐迩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预测（大意）光会受大质量星体的引力影响而偏离；这预测却要在数年后，才由另一些天文学家在观测日蚀时被证实。请问，如以上资料属实，爱因斯坦在他的推测被证实前，在他办公室里根据一些物理、或数学原理推算出来的，算不算科学研究？另，即使这些推测后来被证实有误，原来的推算还算不算理性讨论？
二号文章举出体液互换、伤口破损等基本知识作推断，为什么得不到理性对待？
再说，当今世上果真没有肛交与感染ＨＩＶ的统计数据吗？现时世卫和香港卫生署的统计不能算数吗？只可以参考一号文章提及并为其他文章所引用、那以研究ＨＩＶ病理为主的乌干达研究吗？
试想如果乌干达研究不提ＨＩＶ的其他病理，只以不足五百对男女性伴侣，来推断、比较肛（性）交与阴道（性）交感染ＨＩＶ的风险，还会有两本权威科学杂志予以发表吗？所以，还是那个老问题：为什么从开始有第一篇文章？为什么要提不相干的事？
二号文章曾以「吸烟引致肺癌」为例，今天让我们再看看其中的类比。
我不相信医学界曾主动指示非吸烟人士吸烟，以统计非吸烟人士单纯因吸烟而引致肺癌的机会率有多高，因为这是不道德的（？）。但这却无碍医生们朝着「吸烟引致肺癌」这断言的方向研究；也不会有医生在已有一些有关的统计数字后、却还没有「十足」的证据前，跑出来大声疾呼这推测（暂时）不科学、我们务必待到已充分认识尼古丁和其他致癌物质后才可公布有关推测，这才算科学精神。不会有人说：「（这是）靠统计学估计出来的，不过，因为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所以正确的估计非常困难。」
事实上，所有吸烟人士都是从非吸烟人士演变过来的，正如所有参与肛交者都是由非肛交参与者而来的（并且之前都没有感染ＨＩＶ）。他们的演变各有原因，场景亦不尽相同；重要的是，这种演变不在少数。统计就是希望在千百万事件中，从中理出关系来（不一定是因果关系）：吸烟与肺癌、肛交与感染ＨＩＶ。
有些关系不是单一的，好像：吸烟不一定引致肺癌、不吸烟而患肺癌的机会也可以是很高（如果关系密切的父母、或伴侣是吸烟的）……统计就是要把这些关系找出来。
照样，肛交与感染ＨＩＶ的关系可以是多样性的：生理上的（如肛门构造、卫生、保护等）和社会、文化结构上的（即参与肛交者的嗜好、生活方式等）。请注意，虽然我认为生理上的关系相当明显，而社会、文化结构上的关系暂时还没有人能提出任何实质的证据支持；但两者其实并不相悖。含糊生理上的关系并不能令社会、文化结构上的关系更加坚实；光提出社会、文化结构上的关系不能就否定生理上的关系。说到底，我就是不明白为何会有第一篇文章、为什么要提不相干的事？
也许我们是为了要保护某弱小（？）社群、不希望提一些会令他们尴尬的议题（政治正确？）；但这不需以科学（？）之名混淆视听，义正词严地说出我们的看法就可以了（或干脆不提整件事、不让社会舆论有讨论的空间）。
虽然科学（暂时还）不是无所不能（？），但我想我们应该尊重科学精神，而不是（一些？）科学家精神。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