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徒于近期的《家暴条例》争议中，被异见者描绘为霸者。究竟本港基督徒是否「一群妄自尊大的势力」（香港反「保守基督教派霸权」运动，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呢？
根据二○○四年的香港教会普查，平均每星期有超过二十一万人（不包含天主教徒）出席全港1,181间基督教会的聚会。就人数而言，基督教会是一个庞大而有系统的团体。但是必须留意的是只有少数基督徒领袖和基督教团体，公开地反对《家暴条例》。例如，每星期参加苏颖智牧师的恩福堂有接近一万人，但是出席立法会外去声援黄成智的人，却只有大约五百人。另外，透过公众媒体公开去表达反对《家暴条例》者，亦只有苏颖智、立法会议员黄成智和梁美芬、明光社、性文化学会和一些细小的基督教团体。虽然代表不同基督教派的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曾呼吁信徒表达反对意见，但形式既低调亦温和，并没有动员信众去游行抗议，亦没有开记者招待会宣示立场。由此可见，本港基督徒直至目前为止，还未做到所谓「惊人的动员力量」（香港反「保守基督教派霸权」运动，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以人多势众的方式去欺凌异见者。
另外，有关「社会就畀佢地（基督徒右派）骑劫」（虞玮倩，二○○九年二月十五日），基督徒垄断了对《家暴条例》的指控，亦有商榷之处。相关基督徒团体并不反对立法去保护同性恋被虐者，它们只是维护异性恋家庭，即「不会影响社会人士普遍接受的一夫一妻婚姻及家庭观念」（有关修订《家庭暴力条例》的声明，二○○九年一月廿三日）。可是，它们却被反对者谩骂、侮辱，以及作出无理的指控，「基督教右派」成为「一个霸权打压，只是维护自己小数中产、中上阶层利益的宗教」。
很明显，反对者运用负面标签去丑化基督徒的形象，将他们描绘成思想落后和霸道不民主的宗教权端主义者，以打击他们的公信力。正如张坚庭指出，这种打压方式是「语言暴力」。另外，发动游行人士更压制基督徒参与社会事务的公民权，他们提出：「反对现在基督教右派分子对政治的干预，坚持政教分离」（香港反「保守基督教派霸权」运动，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面对这些恶意标签和无理指控，反对《家暴条例》的基督徒作出了理性的回应。例如，恩福堂要求会友避免与游行人士发生冲突；而明光社总干事蔡志森及性文化学会的关启文于一个公开论譠后，亦与持不同意见者另约时间，以进一步彼此沟通。因此，在《家暴条例》争议中，似乎还找不到基督徒以非民主的手段去打压异见者。因此，指控它们「霸权打压」，明显证据不足。
那么，基督徒又是否在制造「道德恐慌」呢？这要视乎社会大众希望自己和子女生活于一个怎样的家庭制度下。以英国为例，同性恋者不但可以透过公民伙伴关系（civil partnership）之方式注册，获得类似异性婚姻的地位，他们同时有权领养儿童。最近通过之法例，更容许女同性恋者，可以透过人工受孕方式生儿育女。因此，此法例建立了一种不需要男性父亲的有儿有女家庭。这些建基于同性恋者「生育仔女权」而出现的家庭，究竟对儿童的心理和社交带来何种影响，我们仍然不知道，要留待日后才能全面了解。因此，基督徒并非在制造道德恐慌，而是提醒大众：「我们一向信任的异性恋家庭，将来可能面对的挑战」。某些西方国家已出现的同性恋家庭模式，究竟是不是香港人应走的道路，这必须由大家去商讨决定。相关团体只是告诉大众：现时 「《家庭暴力条例》（第189章）与《婚姻条例》（第181章）对婚姻家庭的定义出现明显的不一致性」，这可能导致「个别同性恋者透过司法覆核而改变社会大众对婚姻的观念」（明光社，二○○八年十二月八日）。因此，这种忧虑仍基于客观的事实，源于草案条文之缺陷；我们不能因法律条文引起的问题而归咎于关心家庭发展的基督徒身上，谴责他们制造「道德恐慌」。
因此，从参与反对《家暴条例》的基督徒人数和他们采用的手法看来，他们明显不达到霸者地位，亦没有拢断了社会对家暴条例的讨论。那麽，我们必须问：「为何人数众多，组织健全的基督教会，并没有显示它们应有的影响力呢？」这可能和部分香港教会的「政教分离」理念有关。正如孙中山先生指出，政治是人人的事，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无法分割的。基督徒既然是社会的一分子，自然有责任去参与和塑造理想的福利制度和家庭政策。基督徒如果放弃自已的发言权，日后就不得不接受由非基督徒订下的法规。例如，现时英国的法律规定，教会所管理的儿童领养服务，不能拒绝同性恋申请人。另外，教会如有提供租用地方服务予公众人士，亦不能拒绝同性恋者租用。因此，政治决策直接影响教会的服务，「政教分离」之论点明显和现实世界脱节，对社会的触觉严重不足。
《家暴条例》争论引发的另一问题是：「基督教会怎样才能有效地向公众表达立场，说服他人？」《家暴条例》事件显示了部分人士对基督教有不少猜忌和误解。基督徒现时受到政客、时事评论员、电台主持人和大专学生的抨击。这使到教会需要思考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教会牧者和领袖有没有足够的训练去回应公共事务的问题？家暴事件的争论涉及众多学科知识，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法律学、政治学和传媒学等，而部分讨论内容和反对人士的策略，已经超越了一般信徒，什至教会领袖所能理解。所以，教会领袖有必要装备自己，这才能够深入及有条理地向会友和公众澄清立场。第二，教会怎样才能够赢取青年人对基督教伦理之认同。部分参加「反对宗教右翼霸权大游行」的青年人并非同性恋者，他们只是为了捍卫「同性恋者的人权」（香港反「保守基督教派霸权」运动，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可惜，基督教会在这次事件中，并未能有系统地将基督教伦理的优点加以陈述，将基督教的信仰和大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结果令到其论点在「公众讨论空间被边缘化」，使到教会相当孤立。如果香港教会无法扭转于「公众讨论空间」的弱势，基督教伦理的尊严和教会的公信力将日渐消失，教会日后将较难吸引青年人参与。正如英国教会的会众大多为长者，基督教伦理已被边缘化，被视作传统及守旧的思想。现在，基督教伦理在英国的公共政策讨论过程中，已沦为配角。
总括而言，《家暴条例》的争论是香港所有教会和信徒之事，因它涉及基督教对家庭组成的看法。那些公开去表达基督教价值的弟兄，他们是否真是「多年来的霸道一点一滴地喂养了香港社会一股反基督教暗涌」（明婉仪，《明报》，二○○九年三月七日）？当我们看到个别教牧和基督徒团体被反对者揪出来指斥时，我们是否庆幸自己没有被打成「基督教右派」而采取隔岸观火、沉默是金的态度呢？对于有关家庭的观念，我们能否「不以福音为耻」，以行动向社会大众表白上帝的看法呢？《家暴条例》对基督教伦理是一大挑战，但这事件亦同时提供一个良机予香港教会的领袖和信众，使他们可以审视是否有足够的装备，去接受新时代的挑战。
（寄自英国。作者为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准教授。）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