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徒於近期的《家暴條例》爭議中，被異見者描繪為霸者。究竟本港基督徒是否「一群妄自尊大的勢力」（香港反「保守基督教派霸權」運動，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肆無忌憚地橫行霸道呢？
根據二○○四年的香港教會普查，平均每星期有超過二十一萬人（不包含天主教徒）出席全港1,181間基督教會的聚會。就人數而言，基督教會是一個龐大而有系統的團體。但是必須留意的是只有少數基督徒領袖和基督教團體，公開地反對《家暴條例》。例如，每星期參加蘇穎智牧師的恩福堂有接近一萬人，但是出席立法會外去聲援黃成智的人，卻只有大約五百人。另外，透過公眾媒體公開去表達反對《家暴條例》者，亦只有蘇穎智、立法會議員黃成智和梁美芬、明光社、性文化學會和一些细小的基督教團體。雖然代表不同基督教派的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曾呼籲信徒表達反對意見，但形式既低調亦温和，並沒有動員信眾去遊行抗議，亦沒有開記者招待會宣示立場。由此可見，本港基督徒直至目前為止，還未做到所謂「驚人的動員力量」（香港反「保守基督教派霸權」運動，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以人多勢眾的方式去欺凌異見者。
另外，有關「社會就畀佢地（基督徒右派）騎劫」（虞瑋倩，二○○九年二月十五日），基督徒壟斷了對《家暴條例》的指控，亦有商榷之處。相關基督徒團體並不反對立法去保護同性戀被虐者，它們只是維護異性戀家庭，即「不會影響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一夫一妻婚姻及家庭觀念」（有關修訂《家庭暴力條例》的聲明，二○○九年一月廿三日）。可是，它們卻被反對者謾罵、侮辱，以及作出無理的指控，「基督教右派」成為「一個霸權打壓，只是維護自己小數中產、中上階層利益的宗教」。
很明顯，反對者運用負面標籤去醜化基督徒的形象，將他們描繪成思想落後和霸道不民主的宗教權端主義者，以打擊他們的公信力。正如張堅庭指出，這種打壓方式是「語言暴力」。另外，發動遊行人士更壓制基督徒參與社會事務的公民權，他們提出：「反對現在基督教右派分子對政治的干預，堅持政教分離」（香港反「保守基督教派霸權」運動，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面對這些惡意標籤和無理指控，反對《家暴條例》的基督徒作出了理性的回應。例如，恩福堂要求會友避免與遊行人士發生衝突；而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及性文化學會的關啟文於一個公開論譠後，亦與持不同意見者另約時間，以進一步彼此溝通。因此，在《家暴條例》爭議中，似乎還找不到基督徒以非民主的手段去打壓異見者。因此，指控它們「霸權打壓」，明顯證據不足。
那麼，基督徒又是否在製造「道德恐慌」呢？這要視乎社會大眾希望自己和子女生活於一個怎樣的家庭制度下。以英國為例，同性戀者不但可以透過公民伙伴關係（civil partnership）之方式註冊，獲得類似異性婚姻的地位，他們同時有權領養兒童。最近通過之法例，更容許女同性戀者，可以透過人工受孕方式生兒育女。因此，此法例建立了一種不需要男性父親的有兒有女家庭。這些建基於同性戀者「生育仔女權」而出現的家庭，究竟對兒童的心理和社交帶來何種影響，我們仍然不知道，要留待日後才能全面瞭解。因此，基督徒並非在製造道德恐慌，而是提醒大眾：「我們一向信任的異性戀家庭，將來可能面對的挑戰」。某些西方國家已出現的同性戀家庭模式，究竟是不是香港人應走的道路，這必須由大家去商討決定。相關團體只是告訴大眾：現時 「《家庭暴力條例》（第189章）與《婚姻條例》（第181章）對婚姻家庭的定義出現明顯的不一致性」，這可能導致「個別同性戀者透過司法覆核而改變社會大眾對婚姻的觀念」（明光社，二○○八年十二月八日）。因此，這種憂慮仍基於客觀的事實，源於草案條文之缺陷；我們不能因法律條文引起的問題而歸咎於關心家庭發展的基督徒身上，譴責他們製造「道德恐慌」。
因此，從參與反對《家暴條例》的基督徒人數和他們採用的手法看來，他們明顯不達到霸者地位，亦沒有攏斷了社會對家暴條例的討論。那麽，我們必須問：「為何人數眾多，組織健全的基督教會，並沒有顯示它們應有的影響力呢？」這可能和部分香港教會的「政教分離」理念有關。正如孫中山先生指出，政治是人人的事，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是無法分割的。基督徒既然是社會的一分子，自然有責任去參與和塑造理想的福利制度和家庭政策。基督徒如果放棄自已的發言權，日後就不得不接受由非基督徒訂下的法規。例如，現時英國的法律規定，教會所管理的兒童領養服務，不能拒絕同性戀申請人。另外，教會如有提供租用地方服務予公眾人士，亦不能拒絕同性戀者租用。因此，政治決策直接影響教會的服務，「政教分離」之論點明顯和現實世界脫節，對社會的觸覺嚴重不足。
《家暴條例》爭論引發的另一問題是：「基督教會怎樣才能有效地向公眾表達立場，說服他人？」《家暴條例》事件顯示了部分人士對基督教有不少猜忌和誤解。基督徒現時受到政客、時事評論員、電台主持人和大專學生的抨擊。這使到教會需要思考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教會牧者和領袖有沒有足夠的訓練去回應公共事務的問題？家暴事件的爭論涉及眾多學科知識，諸如社會學、心理學、法律學、政治學和傳媒學等，而部分討論內容和反對人士的策略，已經超越了一般信徒，甚至教會領袖所能理解。所以，教會領袖有必要裝備自己，這才能夠深入及有條理地向會友和公眾澄清立場。第二，教會怎樣才能夠贏取青年人對基督教倫理之認同。部分參加「反對宗教右翼霸權大遊行」的青年人並非同性戀者，他們只是為了捍衛「同性戀者的人權」（香港反「保守基督教派霸權」運動，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可惜，基督教會在這次事件中，並未能有系統地將基督教倫理的優點加以陳述，將基督教的信仰和大眾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結果令到其論點在「公眾討論空間被邊緣化」，使到教會相當孤立。如果香港教會無法扭轉於「公眾討論空間」的弱勢，基督教倫理的尊嚴和教會的公信力將日漸消失，教會日後將較難吸引青年人參與。正如英國教會的會眾大多為長者，基督教倫理已被邊緣化，被視作傳統及守舊的思想。現在，基督教倫理在英國的公共政策討論過程中，已淪為配角。
總括而言，《家暴條例》的爭論是香港所有教會和信徒之事，因它涉及基督教對家庭組成的看法。那些公開去表達基督教價值的弟兄，他們是否真是「多年來的霸道一點一滴地餵養了香港社會一股反基督教暗湧」（明婉儀，《明報》，二○○九年三月七日）？當我們看到個別教牧和基督徒團體被反對者揪出來指斥時，我們是否慶幸自己沒有被打成「基督教右派」而採取隔岸觀火、沉默是金的態度呢？對於有關家庭的觀念，我們能否「不以福音為恥」，以行動向社會大眾表白上帝的看法呢？《家暴條例》對基督教倫理是一大挑戰，但這事件亦同時提供一個良機予香港教會的領袖和信眾，使他們可以審視是否有足夠的裝備，去接受新時代的挑戰。
（寄自英國。作者為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準教授。）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9.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