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毕《时代论坛》对Veritas Fellowship主办的「从特区政府走到神学院：公共政策的神学反思」聚会的报道，发觉讲者的很多观点都什具启发性，值得深思，未能亲身出席是次聚会，什觉可惜。本文只是就报道引述禤先生的观点作一点发挥，希望能从该篇报道中，提出我的一些观察与意见，让这重要的题目继续下去。然而可能由于该篇报道未能钜细无遗地覆述禤智伟先生的各个主张，并且引用的说话亦缺乏当时直接的上下文，因此我无法清楚掌握禤先生被引述的一些观点，不排除对禤先生有所误解。

是否需要并可以从「一无所知」作为起点？

该篇报道指禤先生「想强调的是，并非我们去使用圣经的教导，而是我们从圣经的教导中被挑战，进而反省自己。」禤先生认为不应前设自己已准确理解圣经的教导，而应前设「自己对圣经教导一无所知，从阅读圣经才获得教导，接着经过社会分析和神学反思，方得出某一道德立场或政策建议。」我诠释禤先生的意思可能是表示我们不应太浪漫地以为自己目前对圣经的理解是完全准确的，否则我们不会被圣经所挑战，只会借用圣经来挑战我们所不认同的社会政策或道德立场。这一点我完全支持。只是，我们是否需要去到认为我们对圣经「一无所知」？或许禤先生的用词比较极端，我们不用认定自己一无所知，我们只须如禤先生所讲，不前设自己已知得完全足够，知得完全准确，保持一种开放和谦虚的自我批判态度。过份强调一无所知的话，禤先生的话是会自我推翻的：「一无所知」又如何能够单单从「阅读圣经」便立即「……获得教导」？而且，我们真的需要假设自己一无所知吗？

为何没有任何公共政策或政治制度能获得基督教会的合法盖印？

据报道，禤先生认为既然我们「前设了对圣经的无知，所以根本没有任何公共政策或政治制度，能『获得基督教会的合法盖印』。」引文没有解释「基督教会的合法盖印」的意思，不过根据当天禤先生首先提出「符合基督信仰的政策研究可行吗？」这个问题开始讲座，我将「合法盖印」解读为「获得教会特殊认可，表示该政策符合基督信仰」的意思，大概也为妥当。假如我们未能确认我们对圣经和基督信仰的理解是最准确的话，我们当然也不能当下就绝对地指出某一个政策是否符合「基督信仰」。不过这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是否足以摧毁我们对某个政策是否符合基督信仰的判断？我们似乎不会因为对事件存在某程度的不确定性，便完全认为我们不能判定南京大屠杀是邪恶的，又或者六四事件中政府对学生与市民的暴力镇压及屠杀是邪恶的。我担心禤先生一再强调「一无所知」，反而产生了一种无以言说的价值虚无，相信这应该不是禤先生所倡议的。反面地说，纵使我们对圣经及基督信仰的理解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是否仍然能够判断某一项政策是不符合基督信仰。以禤先生熟悉的说话，我们若未能证实，是否仍可以证伪？这方面下文再续。

禤先生指出「教会不是真理持有者，而是真理追寻者」。他认为「我们无须问某一政策是否合符信仰，因为当前设了没有人持有着真理，也就没有人可回答这问题，……。」我对禤先生以不确定性作为否定寻问「某一政策是否合符信仰」的合法性的理由有保留。我担心的是，假如不确定性真的是一个足够的理由去否定我们判别某个政策是否合符信仰的话，那么教会岂非也应该由于我们承认不能准确持有真理，就干脆放弃追寻真理？

其他方面的过渡性与不确定性之影响会否更大？

禤先生正确提出了对基督信仰的理解的过渡性与不确定性，以作为谦虚和自我批判的基础。这些我都极之同意，我想再延伸这种过渡性与不确定性，到社会和政策本身。社会是动态的，我们什至难以对某一时空下的「整体」社会作为一个钜细无遗的分析，再加上社群的历史和处境都在不断的转变，脱离了所属的独特时代，我们更难言抽象地谈什么是与基督信仰符合的政策。社会的过渡性与不确定性，其实比基督信仰里的不确定性还严重。假如禤先生指出我们对信仰的这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已足够使我们不能为某项政策或制度盖上官印，那么我们对社会分析的片面性和过渡性，相信会是构成不可有基督教官印的更重要原因。基督信仰过去曾与封建制度，独裁制度，君王制度，奴隶社会等等都产生高度的亲和性。从个人层面说，是基督徒不用先脱离他们原初所属的社会环境什至文化身份才能成为基督徒。从社会层面说，是基督信仰并不需要某一类的社会环境才可以生根成长，她的内涵也不完全受社会环境所操纵。

另外，政策本身虽然可以固定，但它的影响却未必能够预测，社会科学中有太多无心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例如最低工资是否会提高香港的失业率，又或者淫审制度是否会让香港政府作出更大的政治审查，又或者家暴条例的修订是否会改变香港的婚姻观念等等。这些地方的不确性和判断的过渡性，其实都远超过信仰本身的过渡性和不确定性。

面对这些不确定性（禤先生所说的「一无所知」），禤先生主张我们干脆放弃「问某一政策是否合乎信仰原则」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不必以「是非题」方式去评估社会政策「是否」符合基督信仰。我们如果以scale来量度一个政策或道德立场，是仍然可以比较不同政策之间与基督信仰的亲和性。我们不需要找出一个绝对值，量度的向度也可以有多个维度，这样，亲和性既是量的问题，也同时是质的问题。或许禤先生所否定的那种「符合基督信仰的评估」，只是局限在「是非题」下的评估。我们大概不必因为存在不确定性，尤其只是对于基督信仰的诠释的不确定性，就全然放弃探讨某种社会政策是否与基督信仰有更大的亲和性。虽然完全避开对政策作出基督信仰亲和性的评估，可以避免出现不同信徒作出不同评估的多元局面，不过取消评估，是否也同时失去了一个催使信仰处境化的机会？关于多元与共识的问题，下面再说。

再者，我认为某一个政策或道德立场，可能是跟某个基督教信仰观点或教导吻合，却又跟另一个观点不吻合，例如经济公平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张力。又或者这个政策的这一点符合某个基督教的信仰观点，但政策的另一点则不符合。又或者，某个政策可能可以在某个社会处境中被判断为大体上符合基督信仰，却在另一个社会处境中被判断为不符合基督信仰，例如某种政策或制度实行于一个以基督徒作为历史的大多数的社会环境，跟实行于一个宗教和民族多元的社会环境，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可以联想到以公款资助宗教学校等问题。社会既在流变中，而且也是异质的话，任何对某社会政策的「基督信仰亲和性」评估都不会永远有效。一些政策在推出之时可以被判断为符合基督信仰的，但这些政策也会改变社会环境，结果可能在一段时间后，当社会变了，这些政策与基督信仰的亲和性也有了变化。我同意没有一个社会政策是可以超然地「拥有」基督信仰的独家专利，不过我不同意我们完全不能评估，或者不必去评估。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最低工资，同性伴侣，同性领养等等政策感到难以取舍，但相信对于纳粹德国、卢旺达、前南斯拉夫分裂后的种族清洗，或者强制老弱者进行安乐死等等，要作出一个基督信仰的亲和性评估，应该还未算太难。

基督徒（教会）「行道，不是要改变世界，而是要改变自己」？

我不敢肯定禤先生以上被引述的话，是否能正确反映他的观点。也许禤先生是针对一些情况，例如当基督徒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信仰的真相，未想过原来自己也是被圣经信仰所批判，那么就一味认为需要悔改的只是社会，而缺乏一个自我反省和悔改的动机，那么这个「改变自己」的意向，就显得十分重要。但「不是……而是……」的讲法，我却认为是一个假存的对立。对于我来说，改变世界与改变自己是并行不悖的。禤先生如果认为行道只是要改变自己，那么他又何会「始终认为，教会议政的两难就是，直接以宗教理据去议论的话，欠缺公共性，公众难以明白；但不提出宗教理据的话，又欠缺神学性，取消了宗教议政的意义。」因为改变自己根本不用去议政，也不用理会公共性的问题了。

教会的共识问题 

禤先生说：「行道……不是追求与其他信徒取得共识，而是追求与他们同行服事」，又说：「就等彼此（在某一政策是否合乎信仰原则）没有共识，教会依然可以行教会所当行的。」某程度上，我相当同意禤先生的说话，寻求信徒间的共识不是服侍社会的先行条件。信徒之间抱有不同的政策立场和道德立场，是一个现实，也将会继续是一个现实。我们若能肯定这些不同的政策立场与道德立场，都是不同信徒对社会的服侍，那么我们的挑战不独是寻求共识，也是在不寻求共识下，能确认跟自己意见不同什至相反的信徒，都可以是出于一片真诚服侍社会的善意。我相信这不需要在全面取消探讨某政策与基督信仰的亲和性的前提下，才可以肯定的。

问题是究竟如何可以「同行」服侍？不同的政策评估，带出不同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是对某政策的支持，另一些可能是反对某项政策。支持与反对如何能够「同行」？是否不同信念的信徒应该各行各路，而不是追求同行？可能有信徒认为是的。在部落化的社会，各行各路是最容易的，最方便，最自由。只是我不想完全放弃对政策的基督信仰亲和性评估，也同样不想完全放弃「同行」的见证。同行若不代表同意，这个同行仍然是可能的。我十分赞同禤先生所说，基督徒「作为教会（Being Church）」是最重要的。英联邦首席拉比Jonathan Sacks引用Robbers Cave Experiment，指出不同组别间穿越分歧达致融和，肩并肩（working side by side）共同处理难题，比面对面（talking face to face）对话寻求共识，更为有效。不同的信徒组织，基于不同的信仰理解，社会分析和政策分析，不一定能够在回应某项公共政策时「同行」，但作为教会的一份子，这些不同的信徒组织仍然在一主，一信，一洗下同行，假如他们相信教会作为教会是最重要的话。这种身份或许可以在公共政策的不同评估的离心力下，提供一度向心力。信徒群体也需要透过解决共同的危机，或共同建议家园，来培养这种同行的经验。信徒组别之间虽然在差异的事情上各行各路，却也需要同时在其他方面同行。教会倚重于专业化的延伸翼锋组织（例如基督徒学会，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明光社，性文化学会……等等），结果是削弱了这些信徒组织之间的合作机会，尤其是当某个公共政策在社会和信徒群体内产生了极化的意见，这些组织之间因对政策、社会、和信仰诠释的不同的评估，就难有「同行」的平台。香港的众教会是时候再思想教会组织与堂会，并合一运动的意义。
 
再思教会的行动者角色

禤先生说，相比起期望政府去做些什么，靠更好的政策去保障大众的好日子，「教会应主动做政府与市场也不会做的」。我希望可以在这一点上提出一些观念上和执行上的阻力，与读者一同探索前路。

香港教会的最大信徒组织─地方堂会，向来都没有将「期望政府去保障大众有好日子过」作为她的最主要的工作。一般堂会里占最大量和投入最多资源的，是各种聚会和圣礼，如崇拜，小组，团契，主日学，查经班，探访等等。这是一向以来信徒对教会堂会的任务的理解，专心做「没有其他任何社会参与者可以代替的使命」。这种资源的投放，反映信徒所理解的救赎论里只有人，而没有受造世界，没有社区。由这种救赎论所产生的使命观，并不足以产生禤先生所提出的「主动做政府与市场也不会做的」事情。占参与人数最多的信徒组织─堂会，假如观念上认定堂会就是做狭意的福音工作，便难免将其他事情都外判到专业的翼锋组织。翼锋组织跟最大的信徒群体之间也易有脱节。这种脱节可从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一些翼锋组织长期得不到本地堂会与信徒的支持，许多堂会什至会疏远她们。另一方面，就算一些翼锋组织在某个公共政策上的意见得到部份堂会的支持，这些堂会会众也未必对她们的意见有准确的领会，因为这些翼锋组织始终是外加的。我盼望香港众教会能重新认识福音不是一个解决个人得救问题的消息，而是从死人中首先复活的耶稣要将神的真理与统治带进地上，使天地更新的好消息。诚然，这个有相当政治性的好消息对一些人来说绝对是坏消息，且是最危险的坏消息。

在香港教会的文化传统下，我并不太担心香港教会的地方堂会会「前设政策是改变社会的唯一倚靠」，以致「不是倚靠上帝，……让政府代替了上帝的位置」，我倒担心的是，信徒仍将「改变自己」成了信仰的最大关注（例如个人道德操守），或将「改变自己」与「改变社会」对立起来，或将「改变社会政策」与「倚靠上帝」对立起来。在华人教会中，我仍不时听见人说世界是要愈来愈败坏，倚靠上帝的人要忠心自洁，等候基督从云中降临，将信徒带到天堂去。在这思想下，倚靠上帝的人，还何须去改变社会政策呢，若是偶然也参与议政的话，亦只是兼职。

禤先生对教会作为行动者，主动去做政府与市场不会做的事，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对陌生人的慷慨，无条件地帮助穷人和失败者。教会无须经过入息审查才帮助穷人，因为耶稣也从来不提及那个人是否值得帮，是真穷还是假穷，而只问那个人是否需要帮忙。」我相信禤先生无意在这几句话上提出全面的扶贫策略，关于耶稣的榜样的理解和指导性只属次要，重点应该是教会群体可以自己提出跟政府不同的方式，不用单单着眼于改变政府的政策。对于另起炉灶的建议，我是十分支持的。教会另起的炉灶若能提供一个切入社会问题的新视角，若真能更有效解决社会的困难，长远来说，政府和其他民间组织也会效法。若教会的炉灶失败，例如不问求助者是真穷或是假穷而导致滥用和不公平负苛等，则社会也可以借教会的试点知道此路不通。禤先生指出教会「要具备『不怕好心做坏事』的勇气」，也要「于政策制订上有悔改认罪的准备」，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假如信徒群体乐于扮演政府政策的承办商（例如办学，社会福利），而缺少承担起另类服侍的冒险和代价，则教会难以成为禤先生所提出的主动行动者。假如信徒群体只想到批判政府政策的失误，而没有探索与实验新的可能性，则教会群体便是变相将保障大众有好日子过的责任交到政府手上，又或者可以说是交到全能的上帝手上，我认为以上这两条路都是岔路。

我希望香港的地方堂会可以在社区中扮演更活跃的角色，与区内的其他堂会有更紧密的联网，善用教会组织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动员力。近年听闻不少地区的教会堂会已走在一起服侍社区，而且不只重覆昔日的「福音遍传运动」，也在扶贫，独居长者，危机家庭等服侍上有突破，探索不同的服务形式，包括向其他地区取经，办食物银行，良心企业等。我愿更多信徒认同以堂会作为单位加入支援这些行动。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