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畢《時代論壇》對Veritas Fellowship主辦的「從特區政府走到神學院：公共政策的神學反思」聚會的報道，發覺講者的很多觀點都甚具啟發性，值得深思，未能親身出席是次聚會，甚覺可惜。本文只是就報道引述禤先生的觀點作一點發揮，希望能從該篇報道中，提出我的一些觀察與意見，讓這重要的題目繼續下去。然而可能由於該篇報道未能鉅細無遺地覆述禤智偉先生的各個主張，並且引用的說話亦缺乏當時直接的上下文，因此我無法清楚掌握禤先生被引述的一些觀點，不排除對禤先生有所誤解。

是否需要並可以從「一無所知」作為起點？

該篇報道指禤先生「想強調的是，並非我們去使用聖經的教導，而是我們從聖經的教導中被挑戰，進而反省自己。」禤先生認為不應前設自己已準確理解聖經的教導，而應前設「自己對聖經教導一無所知，從閱讀聖經才獲得教導，接著經過社會分析和神學反思，方得出某一道德立場或政策建議。」我詮釋禤先生的意思可能是表示我們不應太浪漫地以為自己目前對聖經的理解是完全準確的，否則我們不會被聖經所挑戰，只會借用聖經來挑戰我們所不認同的社會政策或道德立場。這一點我完全支持。只是，我們是否需要去到認為我們對聖經「一無所知」？或許禤先生的用詞比較極端，我們不用認定自己一無所知，我們只須如禤先生所講，不前設自己已知得完全足夠，知得完全準確，保持一種開放和謙虛的自我批判態度。過份強調一無所知的話，禤先生的話是會自我推翻的：「一無所知」又如何能夠單單從「閱讀聖經」便立即「……獲得教導」？而且，我們真的需要假設自己一無所知嗎？

為何沒有任何公共政策或政治制度能獲得基督教會的合法蓋印？

據報道，禤先生認為既然我們「前設了對聖經的無知，所以根本沒有任何公共政策或政治制度，能『獲得基督教會的合法蓋印』。」引文沒有解釋「基督教會的合法蓋印」的意思，不過根據當天禤先生首先提出「符合基督信仰的政策研究可行嗎？」這個問題開始講座，我將「合法蓋印」解讀為「獲得教會特殊認可，表示該政策符合基督信仰」的意思，大概也為妥當。假如我們未能確認我們對聖經和基督信仰的理解是最準確的話，我們當然也不能當下就絕對地指出某一個政策是否符合「基督信仰」。不過這種程度的不確定性，是否足以摧毀我們對某個政策是否符合基督信仰的判斷？我們似乎不會因為對事件存在某程度的不確定性，便完全認為我們不能判定南京大屠殺是邪惡的，又或者六四事件中政府對學生與市民的暴力鎮壓及屠殺是邪惡的。我擔心禤先生一再強調「一無所知」，反而產生了一種無以言說的價值虛無，相信這應該不是禤先生所倡議的。反面地說，縱使我們對聖經及基督信仰的理解仍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我們是否仍然能夠判斷某一項政策是不符合基督信仰。以禤先生熟悉的說話，我們若未能證實，是否仍可以證偽？這方面下文再續。

禤先生指出「教會不是真理持有者，而是真理追尋者」。他認為「我們無須問某一政策是否合符信仰，因為當前設了沒有人持有著真理，也就沒有人可回答這問題，……。」我對禤先生以不確定性作為否定尋問「某一政策是否合符信仰」的合法性的理由有保留。我擔心的是，假如不確定性真的是一個足夠的理由去否定我們判別某個政策是否合符信仰的話，那麼教會豈非也應該由於我們承認不能準確持有真理，就乾脆放棄追尋真理？

其他方面的過渡性與不確定性之影響會否更大？

禤先生正確提出了對基督信仰的理解的過渡性與不確定性，以作為謙虛和自我批判的基礎。這些我都極之同意，我想再延伸這種過渡性與不確定性，到社會和政策本身。社會是動態的，我們甚至難以對某一時空下的「整體」社會作為一個鉅細無遺的分析，再加上社群的歷史和處境都在不斷的轉變，脫離了所屬的獨特時代，我們更難言抽象地談甚麼是與基督信仰符合的政策。社會的過渡性與不確定性，其實比基督信仰裡的不確定性還嚴重。假如禤先生指出我們對信仰的這種程度的不確定性已足夠使我們不能為某項政策或制度蓋上官印，那麼我們對社會分析的片面性和過渡性，相信會是構成不可有基督教官印的更重要原因。基督信仰過去曾與封建制度，獨裁制度，君王制度，奴隸社會等等都產生高度的親和性。從個人層面說，是基督徒不用先脫離他們原初所屬的社會環境甚至文化身份才能成為基督徒。從社會層面說，是基督信仰並不需要某一類的社會環境才可以生根成長，她的內涵也不完全受社會環境所操縱。

另外，政策本身雖然可以固定，但它的影響卻未必能夠預測，社會科學中有太多無心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例如最低工資是否會提高香港的失業率，又或者淫審制度是否會讓香港政府作出更大的政治審查，又或者家暴條例的修訂是否會改變香港的婚姻觀念等等。這些地方的不確性和判斷的過渡性，其實都遠超過信仰本身的過渡性和不確定性。

面對這些不確定性（禤先生所說的「一無所知」），禤先生主張我們乾脆放棄「問某一政策是否合乎信仰原則」這個問題。我覺得其實不必以「是非題」方式去評估社會政策「是否」符合基督信仰。我們如果以scale來量度一個政策或道德立場，是仍然可以比較不同政策之間與基督信仰的親和性。我們不需要找出一個絕對值，量度的向度也可以有多個維度，這樣，親和性既是量的問題，也同時是質的問題。或許禤先生所否定的那種「符合基督信仰的評估」，只是局限在「是非題」下的評估。我們大概不必因為存在不確定性，尤其只是對於基督信仰的詮釋的不確定性，就全然放棄探討某種社會政策是否與基督信仰有更大的親和性。雖然完全避開對政策作出基督信仰親和性的評估，可以避免出現不同信徒作出不同評估的多元局面，不過取消評估，是否也同時失去了一個催使信仰處境化的機會？關於多元與共識的問題，下面再說。

再者，我認為某一個政策或道德立場，可能是跟某個基督教信仰觀點或教導吻合，卻又跟另一個觀點不吻合，例如經濟公平與人道主義之間的張力。又或者這個政策的這一點符合某個基督教的信仰觀點，但政策的另一點則不符合。又或者，某個政策可能可以在某個社會處境中被判斷為大體上符合基督信仰，卻在另一個社會處境中被判斷為不符合基督信仰，例如某種政策或制度實行於一個以基督徒作為歷史的大多數的社會環境，跟實行於一個宗教和民族多元的社會環境，是有很大的差別，我們可以聯想到以公款資助宗教學校等問題。社會既在流變中，而且也是異質的話，任何對某社會政策的「基督信仰親和性」評估都不會永遠有效。一些政策在推出之時可以被判斷為符合基督信仰的，但這些政策也會改變社會環境，結果可能在一段時間後，當社會變了，這些政策與基督信仰的親和性也有了變化。我同意沒有一個社會政策是可以超然地「擁有」基督信仰的獨家專利，不過我不同意我們完全不能評估，或者不必去評估。我們現在可能對於最低工資，同性伴侶，同性領養等等政策感到難以取捨，但相信對於納粹德國、盧旺達、前南斯拉夫分裂後的種族清洗，或者強制老弱者進行安樂死等等，要作出一個基督信仰的親和性評估，應該還未算太難。

基督徒（教會）「行道，不是要改變世界，而是要改變自己」？

我不敢肯定禤先生以上被引述的話，是否能正確反映他的觀點。也許禤先生是針對一些情況，例如當基督徒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信仰的真相，未想過原來自己也是被聖經信仰所批判，那麼就一味認為需要悔改的只是社會，而缺乏一個自我反省和悔改的動機，那麼這個「改變自己」的意向，就顯得十分重要。但「不是……而是……」的講法，我卻認為是一個假存的對立。對於我來說，改變世界與改變自己是並行不悖的。禤先生如果認為行道只是要改變自己，那麼他又何會「始終認為，教會議政的兩難就是，直接以宗教理據去議論的話，欠缺公共性，公眾難以明白；但不提出宗教理據的話，又欠缺神學性，取消了宗教議政的意義。」因為改變自己根本不用去議政，也不用理會公共性的問題了。

教會的共識問題 

禤先生說：「行道……不是追求與其他信徒取得共識，而是追求與他們同行服事」，又說：「就等彼此（在某一政策是否合乎信仰原則）沒有共識，教會依然可以行教會所當行的。」某程度上，我相當同意禤先生的說話，尋求信徒間的共識不是服侍社會的先行條件。信徒之間抱有不同的政策立場和道德立場，是一個現實，也將會繼續是一個現實。我們若能肯定這些不同的政策立場與道德立場，都是不同信徒對社會的服侍，那麼我們的挑戰不獨是尋求共識，也是在不尋求共識下，能確認跟自己意見不同甚至相反的信徒，都可以是出於一片真誠服侍社會的善意。我相信這不需要在全面取消探討某政策與基督信仰的親和性的前提下，才可以肯定的。

問題是究竟如何可以「同行」服侍？不同的政策評估，帶出不同的行動。這些行動，可能是對某政策的支持，另一些可能是反對某項政策。支持與反對如何能夠「同行」？是否不同信念的信徒應該各行各路，而不是追求同行？可能有信徒認為是的。在部落化的社會，各行各路是最容易的，最方便，最自由。只是我不想完全放棄對政策的基督信仰親和性評估，也同樣不想完全放棄「同行」的見證。同行若不代表同意，這個同行仍然是可能的。我十分贊同禤先生所說，基督徒「作為教會（Being Church）」是最重要的。英聯邦首席拉比Jonathan Sacks引用Robbers Cave Experiment，指出不同組別間穿越分歧達致融和，肩並肩（working side by side）共同處理難題，比面對面（talking face to face）對話尋求共識，更為有效。不同的信徒組織，基於不同的信仰理解，社會分析和政策分析，不一定能夠在回應某項公共政策時「同行」，但作為教會的一份子，這些不同的信徒組織仍然在一主，一信，一洗下同行，假如他們相信教會作為教會是最重要的話。這種身份或許可以在公共政策的不同評估的離心力下，提供一度向心力。信徒群體也需要透過解決共同的危機，或共同建議家園，來培養這種同行的經驗。信徒組別之間雖然在差異的事情上各行各路，卻也需要同時在其他方面同行。教會倚重於專業化的延伸翼鋒組織（例如基督徒學會，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明光社，性文化學會……等等），結果是削弱了這些信徒組織之間的合作機會，尤其是當某個公共政策在社會和信徒群體內產生了極化的意見，這些組織之間因對政策、社會、和信仰詮釋的不同的評估，就難有「同行」的平台。香港的眾教會是時候再思想教會組織與堂會，並合一運動的意義。
 
再思教會的行動者角色

禤先生說，相比起期望政府去做些甚麼，靠更好的政策去保障大眾的好日子，「教會應主動做政府與市場也不會做的」。我希望可以在這一點上提出一些觀念上和執行上的阻力，與讀者一同探索前路。

香港教會的最大信徒組織─地方堂會，向來都沒有將「期望政府去保障大眾有好日子過」作為她的最主要的工作。一般堂會裡佔最大量和投入最多資源的，是各種聚會和聖禮，如崇拜，小組，團契，主日學，查經班，探訪等等。這是一向以來信徒對教會堂會的任務的理解，專心做「沒有其他任何社會參與者可以代替的使命」。這種資源的投放，反映信徒所理解的救贖論裡只有人，而沒有受造世界，沒有社區。由這種救贖論所產生的使命觀，並不足以產生禤先生所提出的「主動做政府與市場也不會做的」事情。佔參與人數最多的信徒組織─堂會，假如觀念上認定堂會就是做狹意的福音工作，便難免將其他事情都外判到專業的翼鋒組織。翼鋒組織跟最大的信徒群體之間也易有脫節。這種脫節可從兩方面表現出來，一方面，一些翼鋒組織長期得不到本地堂會與信徒的支持，許多堂會甚至會疏遠她們。另一方面，就算一些翼鋒組織在某個公共政策上的意見得到部份堂會的支持，這些堂會會眾也未必對她們的意見有準確的領會，因為這些翼鋒組織始終是外加的。我盼望香港眾教會能重新認識福音不是一個解決個人得救問題的消息，而是從死人中首先復活的耶穌要將神的真理與統治帶進地上，使天地更新的好消息。誠然，這個有相當政治性的好消息對一些人來說絕對是壞消息，且是最危險的壞消息。

在香港教會的文化傳統下，我並不太擔心香港教會的地方堂會會「前設政策是改變社會的唯一倚靠」，以致「不是倚靠上帝，……讓政府代替了上帝的位置」，我倒擔心的是，信徒仍將「改變自己」成了信仰的最大關注（例如個人道德操守），或將「改變自己」與「改變社會」對立起來，或將「改變社會政策」與「倚靠上帝」對立起來。在華人教會中，我仍不時聽見人說世界是要愈來愈敗壞，倚靠上帝的人要忠心自潔，等候基督從雲中降臨，將信徒帶到天堂去。在這思想下，倚靠上帝的人，還何須去改變社會政策呢，若是偶然也參與議政的話，亦只是兼職。

禤先生對教會作為行動者，主動去做政府與市場不會做的事，提出了一個具體的例子，「對陌生人的慷慨，無條件地幫助窮人和失敗者。教會無須經過入息審查才幫助窮人，因為耶穌也從來不提及那個人是否值得幫，是真窮還是假窮，而只問那個人是否需要幫忙。」我相信禤先生無意在這幾句話上提出全面的扶貧策略，關於耶穌的榜樣的理解和指導性只屬次要，重點應該是教會群體可以自己提出跟政府不同的方式，不用單單著眼於改變政府的政策。對於另起爐灶的建議，我是十分支持的。教會另起的爐灶若能提供一個切入社會問題的新視角，若真能更有效解決社會的困難，長遠來說，政府和其他民間組織也會效法。若教會的爐灶失敗，例如不問求助者是真窮或是假窮而導致濫用和不公平負苛等，則社會也可以藉教會的試點知道此路不通。禤先生指出教會「要具備『不怕好心做壞事』的勇氣」，也要「於政策制訂上有悔改認罪的準備」，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假如信徒群體樂於扮演政府政策的承辦商（例如辦學，社會福利），而缺少承擔起另類服侍的冒險和代價，則教會難以成為禤先生所提出的主動行動者。假如信徒群體只想到批判政府政策的失誤，而沒有探索與實驗新的可能性，則教會群體便是變相將保障大眾有好日子過的責任交到政府手上，又或者可以說是交到全能的上帝手上，我認為以上這兩條路都是岔路。

我希望香港的地方堂會可以在社區中扮演更活躍的角色，與區內的其他堂會有更緊密的聯網，善用教會組織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動員力。近年聽聞不少地區的教會堂會已走在一起服侍社區，而且不只重覆昔日的「福音遍傳運動」，也在扶貧，獨居長者，危機家庭等服侍上有突破，探索不同的服務形式，包括向其他地區取經，辦食物銀行，良心企業等。我願更多信徒認同以堂會作為單位加入支援這些行動。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9.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