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宁勋爵（Lord Alfred Denning）是二十世纪英国最着名的法官。他从一九四四年当高等法院法官，一九八二年在英国民事上诉法庭庭长（Master of Rolls）的任内退休。在几十年的法律生涯中，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及勇敢地参与英国战后的法律改革。丹宁在法律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英国战后法律改革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曾说过，英国普通法是由持有基督教信仰的法官所塑造出来的。丹宁在他的自传《家庭故事》中谈到了他自己的哲学。他把自己的哲学概括为三条：一、实现公义；二、法律下的自由；三、信靠上帝。他就是用这些法律思想参与战后英国法律改革的。
「相信上帝」（Put your trust in God），是丹宁的第三条哲学。作为一名法官和虔诚的基督徒，丹宁除了相信法律的力量外，他还坚信道德的力量。他认为，他的前辈，也曾当过律师的英国着名分析法学派创始人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 1790-1869）的法律哲学是完全错误的。奥斯丁认为，法律是统治者的命令，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奥斯丁的问题在于，他认为法官和律师只应关心解释和实施法律，而不应关心法律的道德性。在奥斯丁的影响下，多少年来在英国有不少法官和律师认为法律和道德是不搭界的两回事，忽视了道德对社会秩序的稳定的重要作用。
丹宁强调，「虽然宗教、法律和道德是可以分开的，但他们不是互不搭界的。没有宗教，可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也就没有了法律。」丹宁正确地指出：「最重要的是，法律应该是公正的。人民尊重那些真正正确和公正的法律原则……如果要人们有一种义务感，那么法律必须尽可能地与公正保持一致。」他认为，「公正不是……看得见的一件什么东西。它不是一时的，而是永恒的。一个人怎样才能知道公正是什么呢？它不是他的智力产品，而是他的精神产品。宗教关心的是人的精神，人凭着这种精神就能认识到什么是公正。」因此丹宁极力主张通过宗教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从而提高人们自觉尊重和服从法律的意识。
丹宁的这一种思想对我们是极有启发的。无论通过什么方法，在一个充满着各种物质享受诱惑的社会中，通过道德教育来提高人们承担责任和义务，遵守法律的自觉性，是任何一个国家维持其安定、和谐和健康的社会环境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而这—安定、和谐和健康的社会环境对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都是不可或缺的。（丹宁勋爵：《最后的篇章》，法律出版社，二○○○年，第17-18页。）
笔者认同丹宁对宗教、法律和道德三者之间关系的看法。香港的主权回归祖国已十一年了。香港法院在解释《基本法》和《人权法案条例》方面对香港法律及司法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影响和贡献，保障了香港特区居民享受《基本法》和《人权法案条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今天，香港市民根据《基本法》和《人权法案条例》所享受的人权和自由，已站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前端。但是，有关香港法律及司法制度未来的发展，笔者存在一点担心。这就是曾任美国哈佛法学院教授伯尔曼（Harold Berman）所担心的一样。在他的着作，《法律与宗教》，伯尔曼指出：
「传统西方有高级法的信念，政治权力机构制订的法律必须服从高级法，否则不具效力。这一信念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以前仍然流传，盛行了多个世纪。之所以有这种信念，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上帝是高级法的终极创造者。但另一个事实是：这一信念大都已由一信念所取代，就是法律仅仅是由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颁布的成文法、规章和决议构成的『技术组合』。高级法是铭写在人们心中并体现于十诫，对它的否定是西方法律传统危机的一环。西方法律传统危机是一种信心危机──人们不再相信法律是源远流长的古老遗产的组成部分。要克服该种危机，并使人们再次信仰铭写于人们心中的法律──即『实证』法必须遵从以取得效力的『自然法』，并非像罗尔斯所想的那样只求诸理性，而必须也求诸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和许多人本主义者共同信奉的精神价值。」（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第194-195页。）
笔者认同伯尔曼以上的意见。笔者相信自从二十世纪开始，西方法律的道德性一直在退步中，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大都已抛弃了自然法所强调的道德，而接纳了实证法学的法律哲学。一个非常明显的恶果是近年来在西方国家所发生的同性婚姻的要求。今天，在一些西方国家，例如在美国的一些州已准许同性婚姻。这趋势渐渐被西方不同国家所接受。笔者担心，同性婚姻在不久将来在香港会成为合法。笔者祈望特区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未来在处理涉及道德的法律时，须要充份考虑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和求诸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和许多人本主义者共同信奉的精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