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寧勛爵（Lord Alfred Denning）是二十世紀英國最著名的法官。他從一九四四年當高等法院法官，一九八二年在英國民事上訴法庭庭長（Master of Rolls）的任內退休。在幾十年的法律生涯中，他積累了極為豐富的法律實踐經驗，及勇敢地參與英國戰後的法律改革。丹寧在法律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成為英國戰後法律改革史上劃時代的人物。他曾說過，英國普通法是由持有基督教信仰的法官所塑造出來的。丹寧在他的自傳《家庭故事》中談到了他自己的哲學。他把自己的哲學概括為三條：一、實現公義；二、法律下的自由；三、信靠上帝。他就是用這些法律思想參與戰後英國法律改革的。
「相信上帝」（Put your trust in God），是丹寧的第三條哲學。作為一名法官和虔誠的基督徒，丹寧除了相信法律的力量外，他還堅信道德的力量。他認為，他的前輩，也曾當過律師的英國著名分析法學派創始人約翰．奧斯丁（John Austin 1790-1869）的法律哲學是完全錯誤的。奧斯丁認為，法律是統治者的命令，人民必須絕對服從。奧斯丁的問題在於，他認為法官和律師只應關心解釋和實施法律，而不應關心法律的道德性。在奧斯丁的影響下，多少年來在英國有不少法官和律師認為法律和道德是不搭界的兩回事，忽視了道德對社會秩序的穩定的重要作用。
丹寧強調，「雖然宗教、法律和道德是可以分開的，但他們不是互不搭界的。沒有宗教，可能沒有道德，沒有道德，也就沒有了法律。」丹寧正確地指出：「最重要的是，法律應該是公正的。人民尊重那些真正正確和公正的法律原則……如果要人們有一種義務感，那麼法律必須盡可能地與公正保持一致。」他認為，「公正不是……看得見的一件甚麼東西。它不是一時的，而是永恆的。一個人怎樣才能知道公正是甚麼呢？它不是他的智力產品，而是他的精神產品。宗教關心的是人的精神，人憑著這種精神就能認識到甚麼是公正。」因此丹寧極力主張通過宗教來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從而提高人們自覺尊重和服從法律的意識。
丹寧的這一種思想對我們是極有啟發的。無論通過甚麼方法，在一個充滿著各種物質享受誘惑的社會中，通過道德教育來提高人們承擔責任和義務，遵守法律的自覺性，是任何一個國家維持其安定、和諧和健康的社會環境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而這—安定、和諧和健康的社會環境對國家富強、社會進步、人民幸福都是不可或缺的。（丹寧勛爵：《最後的篇章》，法律出版社，二○○○年，第17-18頁。）
筆者認同丹寧對宗教、法律和道德三者之間關係的看法。香港的主權回歸祖國已十一年了。香港法院在解釋《基本法》和《人權法案條例》方面對香港法律及司法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影響和貢獻，保障了香港特區居民享受《基本法》和《人權法案條例》所賦予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今天，香港市民根據《基本法》和《人權法案條例》所享受的人權和自由，已站在西方民主國家的前端。但是，有關香港法律及司法制度未來的發展，筆者存在一點擔心。這就是曾任美國哈佛法學院教授伯爾曼（Harold Berman）所擔心的一樣。在他的著作，《法律與宗教》，伯爾曼指出：
「傳統西方有高級法的信念，政治權力機構制訂的法律必須服從高級法，否則不具效力。這一信念事實上直到二十世紀以前仍然流傳，盛行了多個世紀。之所以有這種信念，主要是因為人們普遍相信上帝是高級法的終極創造者。但另一個事實是：這一信念大都已由一信念所取代，就是法律僅僅是由國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頒佈的成文法、規章和決議構成的『技術組合』。高級法是銘寫在人們心中並體現於十誡，對它的否定是西方法律傳統危機的一環。西方法律傳統危機是一種信心危機──人們不再相信法律是源遠流長的古老遺產的組成部分。要克服該種危機，並使人們再次信仰銘寫於人們心中的法律──即『實證』法必須遵從以取得效力的『自然法』，並非像羅爾斯所想的那樣只求諸理性，而必須也求諸世界上所有偉大宗教和許多人本主義者共同信奉的精神價值。」（伯爾曼：《法律與宗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二○○三年，第194-195頁。）
筆者認同伯爾曼以上的意見。筆者相信自從二十世紀開始，西方法律的道德性一直在退步中，這是因為西方國家大都已拋棄了自然法所強調的道德，而接納了實證法學的法律哲學。一個非常明顯的惡果是近年來在西方國家所發生的同性婚姻的要求。今天，在一些西方國家，例如在美國的一些州已准許同性婚姻。這趨勢漸漸被西方不同國家所接受。筆者擔心，同性婚姻在不久將來在香港會成為合法。筆者祈望特區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未來在處理涉及道德的法律時，須要充份考慮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和求諸世界上所有偉大宗教和許多人本主義者共同信奉的精神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