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立人教授在《明报》撰文〈我们等待圣本笃而不是先知〉(一月廿一日)，评论某类基督宗教人士在近期《家庭暴力条例》中由恐惧而建立的理性和行动，从而思考基督宗教的社会角色。要在短短的篇幅中要完成这么多任务，实不容易。我深切认同龚老师短文中的好些观察，可惜可能碍于篇幅关系，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都只是蜻蜓点水地略略提过，未及进一步演绎。另一方面，也许亦因篇幅之限，龚老师往往只能提出他的判断，而未能作出解释，以至我对其中某些观点感到疑惑。本文希望探讨龚老师提出的一些观点，可说有半点是回应，有大半却是公然借题发挥；最后，本文也希望就龚老师短文所提出的基督宗教的社会角色作一点延伸的探讨。
甲、探讨龚老师提出的观点
1. 公民宗教的多重危机
我十分认同龚老师所说，一旦宗教提供的安全感跟某一社会秩序或意识形态等同，则宗教容易成为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我们或者值得再问，究竟在目前的争议中，突显了哪些意识形态？我认为至少可以分辨出两派，其中一方全力维护一夫一妻的制度，另一方则全力维护形式平等(当然还可以有其他，例如类似无产阶级专政的弱势优先等等)。若基督宗教有陷入公民宗教的危机，那么这危机也至少可以朝两方面，服役于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产生出两个不同的公民宗教。可悲的是，公民宗教总不会在它自己所服役的意识形态里受到批判，批评总是来自对方。龚老师的文章以基督宗教的「公民宗教化」集中批判其中一种意识形态，但遗漏了防範另一个同类的危机，实在值得另作补充。我相信事实并不如某些有心人所描绘，是因为某一方面特别伪善，而另一方面则有坚强的风骨。消极地说，事实更可能是因为没有任何一方具备完整的视野，不带偏见，不受私欲所迷惑。积极地说，这也显示一种差异的尊严(dignity of difference)。强调「差异的尊严」是承认真善美不一定只有单一种的呈现方式，真善美也可以色彩斑斓的。不过这不是一种企图取消一切善与恶，合理与不合理，美丽与丑恶的分别的政治修辞，在承认多元下，仍可以讨论不同程度的善和不同程度的恶。
2. 恐惧感之来源
在坊间不少人指斥一些基督宗教团体是煽动恐惧的宗教(religion of fear)时，龚老师大方地承认恐惧感与宗教信仰之间可能存有密切关系，继而从恐惧感切入这个争议，值得佩服。我认为龚老师正确地指出了恐惧在当前这争议中具有某种角色，并且恐惧往往使人失去对人的信任。
不过恐惧感不只与宗教相关，它与生存其实也是十分密切。我们天生会对不熟悉的环境感到恐惧，提高警惕。我们也会因别处发生的某些可怕的事情而产生恐惧，从积极看，这种恐惧可减低自己直接遇上那些可怕遭遇的机会。再者，恐惧感也促使人团结起来，彼此支持，共渡难关。因此，恐惧感很容易成了政治动员的力量，用龚老师的话，是「靠吓」。(例如说同性婚姻被订立后人类便会绝种云云，所以为救人类，就要起来反对同志婚姻；又或者说一旦淫审条例扩展至互联网的话，就会出现网络廿三条，香港将成为处处受政府监控的「无罪」城市，所以要起来要求废除恶法云云。无论说话者动机是否有靠吓或欺哄意图，这些话所描绘的危机都脱离事实。) 利用恐惧感作的政治动员，实在需要加倍留意。
在这争议上，龚老师认为至少对某类宗教人士而言，当前的恐惧感只是一种「自设的恐惧」。龚老师不是评论所有反对修例方案的人，不过我认为在当前这个争议中，不少恐惧感都是来自海外同志运动的法律改革经验和本地某些立法会议员及法庭的表现，而不是自设的。
海外经验方面，人权法庭少数精英透过释法将性倾向的概念加进人权的範围之中。美国麻省和加州的法庭同样透过少数法律精英进行的司法覆核，绕过民主程序设立同性婚姻。加拿大的同志运动透过法律条文上的改革来改造社会，将婚姻的定义由「一男一女间的排斥结合」改变为「两人间的排斥结合」。法律上的转变随着国家机器所控制的教育工业对下一代市民进行大规模思想改造，又透过性倾向歧视法，大大缩减不认同同性恋关系的市民（在加拿大方面主要是基督徒）的公众表达空间，使反对同性恋的言论动辄得疚，什至教会内部的少数保守派也面临可怕的政治清洗。本地经验方面，某些立法会议员，特别是透过直选进入议会的，对于市民中的反对意见嗤之以鼻，什至以大家长的口吻训示反对者为过时、无知和狡辩的小民。在香港现时的民主气候下，民选议员者，只是证成其进入议会的合法性，而不代表这些议员比非直选的议员更愿意聆听不同市民的声音，也不代表他们会更尊重反对者的意见。透过司法覆核而修改同性恋方面的法例，有时也产生一些极端的情况，例如男女在公众场合性爱有法例管制，而男男在公众场合性爱却（暂时）没有。
因此，反对者的恐惧未必如龚老师言，是缺乏信任的因，或许更准确地说，恐惧感是出于本地当权者往绩的认识与不信任(议员也是某程度的当权者)，它是结果。不过教会内外都有人完全抹煞以上对精英分子的社会改造议程以及对公众空间收窄的恐惧的合理性，或将这种不安由对法制及公众空间的关注，扭曲成一种对「异己者」的非理性恐惧。特别当某些极端的言论成了传媒的关注，被塑造成主要的反对意见时。不过一旦当权者将反对意见抹煞为「恐惧」时，则只会使反对者更为恐惧，因为这是宣判他们的意见和关怀都不会获得聆听，不值得被慎重考虑。
3. 对性(公众)关系的评价的禁忌
若社会大众是同质(homogenous)的，同性婚姻本身又是社会所认同的，是大众都已接受的，那么这种价值渐渐以法律方式呈现出来其实是十分自然的事。龚老师指，「当有基督宗教人士以婚姻和家庭（一男一女的公众关系）来克服他们对关系秩序（按：失序？）的恐惧时，他们就很容易将一切与一男一女不一样的公众关系视为不可接受，什至邪恶。」不过，可能根本不是有人要克服什么关系秩序（失序）的恐惧，而是异质的社会大众对「非一男一女的公众关系」本身存在极之不同的评价。所谓「非一男一女的公众关系」，乃指一对一同性恋关系，一对多的异性恋及同性恋关系，多对多的异性恋及同性恋关系等等。我相信龚老师所指的某类宗教人士，可能是直接反对以上这些「非一男一女的公众关系」（但没有否认要增加他们免于暴力的保障）。他们希望社会能够慎重考虑是否需要从「犹如一男一女的婚姻家庭」的角度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注意此举对人伦关系的长远影响。可惜纵然目前社会对「非一男一女的公众关系」仍有很大的分歧，但制订政策时却不肯面对这种分歧，不肯讨论它，什至积极迴避审视这种分歧，认定性伦理只是私人的事，根本不值得去讨论这些性（公众）关系本身。那么，虽然有人可能很想对不同的性（公众）关系作评价，但这些讨论通常未开始就已结束。情况就如龚老师虽然看到某些宗教人士很容易将一切与一男一女不一样的公众关系视为不可接受，但很快就判断他们这种评估是出于恐惧，然后就立刻将关注的焦点由性（公众）关系的评价转到别处，说：「关键不必然在于离婚，同居和同性关系等等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或他们本身的邪恶，而在于基督宗教不再让人有信心和盼望面对恐惧，反成为维护社会现状的力量」。（按：其实这争议中没有人任何一方争取维护社会的现况，因为双方面都支持修例以包含同性同居者面对的暴力问题，只是对修例的方式有不同意见。除非龚老师所言的社会现状是指一男一女的婚姻观，不过龚老师亦说不应混淆同住暴力与同性婚姻问题两者，所以可能碍于文章篇幅，这一点说得不够清楚。）我相信龚老师可能是基于篇幅或主题，而选择不在此讨论不同的性公众关系，事实上他也很小心地说「不必然」，而没有直接说「不是」。我想指出的是，假如社会每遇到性伦理问题就总是避而不论，担心性伦理问题是见仁见智，是不能讨论的话，所以便努力将性伦理的讨论翻译为其他问题，这就会产生一种不肯言说（inarticulate）的禁忌。当精英分子都认为能够完全以权利的讼裁来代替伦理的辩论，那么不难理解为何法律精英会认为自己比无知的市民或某些「疯狂的宗教人士」更有资格去处理关于婚姻家庭的法例，并悬空法例背后的价值讨论。
以当下的争议而言，社会(立法会？政府？)迴避直接检讨婚姻价值和法例，却一点一点地扩大原本为一男一女婚姻而设的保障和优惠。在外国例子的映照下，政府新近的修订建议，就不禁令人担心会造成将来更改婚姻定义的危机。话说回来，我不认为需要从「邪恶」来描述「一切非一男一女的公众关系」，也不认为法律需要打击离婚者，同居者，同性恋者，和「一切非一男一女的公众关系」，因为我不认为离婚、同居、同性恋关系、或种种杂交乱性之事实存在是破坏社会秩序的元凶，它们倒似是社会秩序失序后的一种表现而已，这不否认它们本身也会带来后果。对此我同意戴耀庭教授，香港社会应直接讨论对同性同居者应获给予什么程度的法律承认和保障。一个市民有分参与制定的政策，才有更大的认同感与亲切感，我不愿意这样重要的伦理课题交由精英分子去处理，这些问题应交回这个异质的群众透过民间的讨论而达成的更大共识。
4. 争议的性质与恐惧感的消解
龚老师特别点名批评苏颖智牧师的滑坡理论，指极端的推测是靠吓多于鼓励思考。我不赞成靠吓的极端推测，也同意条例未必会制造更多人同性同居关系，爱滋病的数字与同性婚姻的关系遥远，不宜一并处理。龚老师对事件的理解是：「反对将同性同居伴侣纳入条例者认为这是间接将家庭定义(改变)，会为日后同性婚姻合法性铺路。支持者却认为同性同居伴侣应平等地得到条例保障，而这与争取同性婚姻不应混淆。前者主要以某类基督宗教人士为主(例如苏颖智牧师)，后者包括基督宗教人士、人权倡导者、法律学者、性小众等等。」龚老师这里可能将争议弄错了，或是写得不准确。蔡志森表示支持立法保障，只是倡议另立新例并进一步扩大範围(〈名正言顺话家暴〉明报十二月廿三日)。其实反对修例者都像支持修例者一样赞同同性同居伴侣应得到防止暴力的法例保障，并且也认同这与争取同性婚姻不应混淆。争议只在于目前的政府修例之意向「会不会」混淆，而不是原则上它们「应不应」混淆。
网上有论者指出《家暴条例》原是以婚姻关系为对象：
「按CB(2)341/08-09(04)号文件（立法《家庭暴力条例》的修订建议的背景资料简介）的第10点说：「《家庭暴力条例》的目的，是向已婚人士，以及长期维持类似配偶关系的同居者提供额外保护。长期维持类似配偶关系的同居者包括未有 举行香港法律承认的结婚仪式的人士。」 在一九八六年七月九日香港立法局《家暴条例》二读的会议纪录，律政司发言时说： "the Bill applies to cohabitees as well as to married persons. This category would include people who have undergone a form of marriage ceremony not recognized under Hong Kong law. Special provision is made to require the judge to have regard to the perman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In other words, not any casual relationship will qualify for relief." (p. 1441) 所以此条例的精神并不包括所有有特定亲密关系的人士，而是有实质婚姻关系及经些而衍生的家庭成员，与一男一女的婚姻定义息息相关。」
再者，《家庭暴力条例》包括现时条例中适用的男女同居者，也是因为这关系具有「事实性婚姻」之实，立法精神是要照顾借三书六礼而没有正式注册的「婚姻」关系。
「二○○八年十二月八日的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CB(2)341/08-09(03)号文件第2点：「《条例》下所提供的补救措施亦为……配偶或犹如配偶关系的情况而订立。」……第6点则指出主要考虑是：「在香港， 根据《婚姻条例》(第181章)缔结的婚姻， 在法律上指不容他人介入的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本港的法例反映政府的政策立场，即不承认同性婚姻、公民伙伴关系或任何同性关系。」
所以，在没有进一步解释下，直接将现时《家庭暴力条例》扩大至同性同居者，实在难免惹人怀疑日后会否留下多一条司法覆核诉讼的伏线(按：不管基本法是否已可以提供同性婚姻的司法覆核根据，现在担心的是目前的修例是否会造成多一个法律根据)，又或者成了推动同性婚姻的文化宣传内容，同性同居以家庭暴力之名获得同样的防暴力保障。
龚老师对争议双方作了这个分类，一方是以恐惧开始的反对者，是某类基督宗教人士(特别以苏颖智牧师为代表)；另一方面却是社会精英分子，龚老师提出了人权倡导者和法律学者，虽然也包括了基督宗教人士和性小众。如此的标签，两派的组成已忠奸分明，高下立见。我怀疑这分类并不公平，有矮化反对按政府建议方式修例的一方之嫌。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现在部分的反对者对修例的抗拒与恐惧，是针对小撮精英分子和议会成员的信任度问题，那么由这群专业冷静的精英知识分子向社会宣告条例的修订是绝不会混淆同性婚姻的争议，又或是宣告修订《家暴条例》的精神绝不是为同性婚姻开路，我怀疑这是否真的可以释去公众的疑惑。因为日后若有什么法律争议时，这些人都不会参与判决。在司法独立下，没有人可作出保证。况且，到目前还未有什么条文可以让公众较详细判断会或不会混淆，会或不会构成法律上第一步确认同性同居犹如婚姻一样的先例。信心危机的消解，不是指出一方是基于恐惧，不是嘲讽一方在努力找出细节中的魔鬼而不见上帝，而是去解除或减低产生恐惧的原因，去理解产生处处猜疑的成因。其中之一，我相信是我们的议员们能否对反对意见有耐心的聆听和善意的尊重。这不是说若他们的德性没有进步，我们就一定要活在恐惧中，我是要指出不能只由恐惧说起。
5. 宗教提供的安全感
龚老师担心某些基督宗教人士将宗教提供的安全感等同了某种社会意识形态，使他们的安全感不再来自上帝，而是某种社会秩序，什至渐失去对宗教超越性的体验。若没有理解错，这分担心也是我所共鸣的。不过，在华人教会的属灵传统下谈「来自上帝」和「宗教的超越性的体验」，很容易导致一种超脱凡俗遁世式的「来自上帝」的「超越体验」。尤其在马克斯的批判下，一种镇痛的超越的安全感，也可以是妨碍信徒参与创建一个更具安全感、更合人性的社会。华人教会仍有不少是抱千禧年前派的被提观，愈是提超越，愈离世归隐，愈不吃人间烟火，愈纯精神上的救赎。因此，我们还需寻问基督徒如何成为基督的身体，基督又如何借教会使天上地下的一切，包括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与基督和好，使万有服在他脚下，归服于基督的新创造。基督徒若不参与创建出一个令人活得更有安全感的社会，他们的福音就是残缺的。因此，我完全同意龚老师对圣本笃式教会的期待，就是基督徒要「透过他们细小的群体，肯定信心与盼望，友谊与和平，尊重与自我反省等等德性」。这是我想在本文第二部分讨论的。
乙、基督宗教的社会角色
1. 宗教理性可否参与公共论域
据明报报道，在这个修例争议中，基督徒学会的一位代表袁（按：余？）先生曾在民间人权阵线的论坛上表示「黄成智议员反对修订是自己信仰上的问题，他不赞成有人以宗教价值凌驾人权价值。」（明报一月五日报道〈黄成智倘不支持 面临党纪处分〉）假如报章报道属实，袁先生的意思应该不是说宗教价值不应参与公共论域，因为基督徒学会一直都尝试从信徒角度向社会与政府发出她的意见，袁先生只是不赞成宗教的价值可以凌驾人权价值。不过，这似乎亦说出，他相信有一套人权价值，是当「有人」「自己的」宗教信仰价值与之有冲突而无法并存时，「宗教价值」是应该屈从于这套人权价值的。若然，袁先生似乎是相信宗教价值都只能替那套「人权价值」作出注释与护航，而不能作出挑战。
龚老师应该并不同意这种论调。龚老师既认为宗教不应「成为维护社会现状的力量」，那么若「人权价值」是社会的一种现状，那宗教也不应奉旨去维护它，以免落入另一种的公民宗教陷阱。龚老师比较针对苏牧师的个别言论，说：「重点不在于以宗教理性参与公共论域是否合理，而是类似苏牧师的言论和抱着魔鬼在细节的心态只会令人对基督宗教怀疑。」而我则重视发言的规则。我认为若存有一种规则，是只能让宗教价值替之护航的话，则这种规则是不可接受的。我相信龚老师的话可以是对基督徒学会的袁先生的一种含蓄而温柔的否定。我认为教会可以直接以教会所信的参与公共论域的讨论，不亢不卑，不必在自己头上再架上什么当代的xx价值。
2. 期待中的圣本笃生命
龚老师的文章里有一个标题，是「真理在我一方」。据文章所描述，这种「真理」其实不是真理，而是一种「不觉得自己有错，因而缺乏自我批判能力的」的（伪）先知之理，「先知的身分使他们不但不会考虑妥协，更以被批判和被辱骂为荣。」这种（伪）先知的自恋与盲目，的确是有大的破坏性。尤有什者，若这种先知的「真理」代表性，严以一种强势姿态摆出，什至令江湖中人不再敢讲真说话，敢怒而不敢言，忧心讲真话会威胁到工作不保。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教会的确是令人忧心的。龚老师既然是这样地理解当下的宗教人士的形势，而却仍如此老实地写出自己的判断，这种坦率而无惧的信仰精神，更是什为值得敬佩与珍惜。
无论龚老师所描述的是否普遍的情况，他所期待的圣本笃生命，既是一种肯定信心与盼望，是肯定友谊与和平，是尊重与自我反省的话，则一个活出这种精神的教会群体，就一定不能出现所描绘的那种形态。我相信香港教会在社会的角色，不在于她能够在每个社会难题中都能够提出好主意，因为教会也只是破裂的瓦器。当受造世界如同待产的妇人一样劳苦呻吟，等候神儿女们的荣耀的自由的诞生时，教会也在整个伏在苦罪和败坏辖制中痛苦呻吟的受造世界里面，没有幸免。我们没有解决世界问题的既定良方，我们面向一个向将来开放的世界，也是模糊不清，随时回应圣灵的带领。既是这样，我相信教会在社会中的角色，是活出她作为基督的身体，作为新的创造的特征。这种特征之一，是对身体中不同的肢体的爱与接纳，也是非暴力的生活。
假如我上述对争议的分析大致上是准确的话，社会里对性伦理的充满分歧，社会里对拥有权力者能否聆听及尊重反对意见抱有怀疑，社会里对一种以法律专家的权利讼裁取代公众的伦理辩论感到纳闷，等等，那么教会当下的一个角色就是活出一个处理这种纷争的「教会」模式。教会群体在处理意见冲突时，是否也使用言语暴力对待自己的「家人」？在面对严重分歧时，是否仍能够聆听及尊重反对者的意见，是否仍然能够视对方是圣灵所住的身体？教会能否创建议论的平台，让意见双方可以和平地对话什至辩论（像美国大选时Rick Warren将奥巴马与麦可因搭建对话的平台），让人敢讲真话而不需要恐惧被秋后算账，不需要先有作烈士的气概（又或如龚老师所言，具备以被批评与辱骂为荣的心理）？拿龚老师批评苏牧师（及他的同伙）的文章来说，被批评的一方无论有没有被给予公平辩屈的机会，无论是否假面目被人撕破，是否仍可接纳作出这样坦诚直率的批评的弟兄，并深切反省与悔改？换转角色，相信龚老师的文章也会对苏牧师（和由他所代表的宗教人士）造成不少压力，因为龚老师的文章正可以让教外的朋友相信苏牧师（和他的同伴）就真的如文章所描述的那种（伪）先知，自称真理在我一方，打压异见，专横自恃，以被批判与被辱骂为荣。龚老师若日后发现文中的指摘过了火，什至已显得是另一种极端推论（或想像），是另一种靠吓多于鼓励思考，那龚老师是否愿意收回批评？更重要的是，虽然这不容易水落石出，但在这种（颇）紧张的关系下，我们信徒之间仍可以和平沟通吗，我们之间仍有真诚的宽恕吗？
社会假如发现原来社会里的劳苦叹息呻吟，也存在于教会群体之中，而当教会面对同样激烈的争辩，同样迴异的意见时，却可以踏出宽容的一步，能够表现尊重与聆听，能够在争辩中善待对手，能够活出友谊与和平，尊重与自我反省，对信心与盼望的肯定，这正可给社会一种德性模型。但假如社会发现原来基督徒之间彼此也以对方为耻辱，或因对方的言论愚昧落后有违进步而不以为伍，怕被社会精英视为「道德恐布分子」，是「不文明的野蛮人」，那么这种自洁与清高，只怕是一种变相的乞讨与巴结而已。这方面，我认为天主教教区一直比基督新教更合符圣经精神，部分原因也许是天主教会的组织与架构更有条件产生这种表现。但假如在没有鲜明权力架构的新教社群中也可活出这种精神，这对一个严重部落化的社会所产生的说服力，相信将更加深刻。反之，当加拿大圣公会对因信仰拒绝妥协的堂区作出一般专权政府对异见者的封锁与打压时，她也同时丧掉自己的灵魂。若教会能活像相信这世界有另一个王耶稣，他不以暴力来征服世界，而是以人子被举起来，犠牲自己，为真理作见证而吸人万人归向他，这个教会有福了。我相信龚老师渴望这种德性在教会群体中展现出来，而他不仅提出了这个愿景，他的文章还直接成了一个挑战。我也相信我们大家能够活出这种德性。无论如何，这个新生命的担子已托付在我们手里，我们若不去行，就有祸了，若甘心作这事，便有福了。教会虽只是破裂的瓦器，但她里面不应有相煎的豆箕。
3. 本笃与先知……还有别的组合吗？
当教会回应时代的处境时，我认为不能沦为在伦理两难中不同选项的代言人，为不同选项摇旗呐喊。当龚老师以短文回应某些宗教人士的言论时，借用了麦金泰的本笃与果陀的对比，造出先知与圣本笃的对比框架，说：「我们等待的，不是自以为先知的教会，而是圣本笃的教会。」我相信龚老师没有暗示本笃与先知是对立的，我们必须二者择一，他大概只是想指出他对教会德性的期望而已（以圣本笃相对于伪先知）。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在本笃与先知中选择，有些两难选择原是错置的。教会的社会角色，过去也曾是创造新局面的试点，就如天台学校。今天，仍有教会团体默默耕耘，就如天梯使团在北区服侍区民，以本身短缺的人手，凭着使命感，动员了不少义工，结果服侍了不少危机家庭，化解了不少潜藏的家暴危机，给许多家庭带来希望，而且更使受助者成为扶助者，团结起社区的力量。这些努力也得到政府的肯定，同时亦扩展了她服侍的範围。教会未必常常能够探索新的思维，提出新的关注，创造新的可能性，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但教会必须不被限制于在设定的可能性中选择。
我相信，今次某类宗教人士确是提出了新的可能性，而这可能性也被一些社会人士慎重考虑。虽然不是所有关心《家暴条例》的人士都同意将条例的範围再伸延，保障不时有报道的家傭；或是将条例的名称清楚订名为《家庭及同住暴力条例》，但我至今仍然认为这些新方案是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关注同住暴力的团体提出的考虑。龚老师问，为何「只要求他人让步（例如修改条例名称），而不是自己让步」。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谁人先让步，彷佛这是零和游戏。我们的真正问题是那一个方案最能够处理不同群体所提出的相关的关怀，这是可以进行理性评估的。让步与不让步，只是龚老师设下的框框。他当时关注的是他所描述的某类宗教人士的态度，所以他会从让步切入问题。当问题被重置，考虑的方向也被重置。我们其实可以有更好的选项。
4. 小教徒的社会角色
教会是神的子民，由每位小教徒所组成（「小教徒」这称呼是为方便而已。）。最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小教徒。小教徒无孔不入，遍布社会各阶层。无疑，小教徒是教会领袖动员的对象。无疑，小教徒也一般信任教会领袖。但小教徒也最易身处夹缝中，在不同的教会组织和领袖间穿梭，尤其在不同教会领袖有不同的意见时。在回归时的国庆主日/国家主日争议中，在二○○三年性倾向歧视条例立法的争议中，在今天《家暴条例》与《淫审条例》的修订争议中，小教徒也会被夹在对立的意见之中。不过，小教徒有自己的意见，他们会读不同的报纸，有自己的学识与训练，所以他们不是傻子，也不应轻视自己的贡献。小教徒若惧怕权势，他们组成的社群大概也会惧怕权势。小教徒若在社会中为五斗米折腰，他们在教会团体里也大概同样会为五斗米折腰。小教徒若不敢讲真话，他们在教会里，并他们所组成的教会，也大概不敢讲真话。我不会认为当小教徒不敢说真话时，责任全在小教徒身上。我也不会推搪，若小教徒不争气，这也是教会牧养上的不足。不过，以今时的教会团体的实际权力，以今时教友的流动性，以今时教牧在堂区服侍的短暂性，我相信小教徒仍有很多空间说真话。诚实无伪的小教徒，可以向基督的身体贡献出珍贵的dignity of difference。我们不过是瓦器，什至是破裂的瓦器，但有宝贝在这瓦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