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立人教授在《明報》撰文〈我們等待聖本篤而不是先知〉(一月廿一日)，評論某類基督宗教人士在近期《家庭暴力條例》中由恐懼而建立的理性和行動，從而思考基督宗教的社會角色。要在短短的篇幅中要完成這麼多任務，實不容易。我深切認同龔老師短文中的好些觀察，可惜可能礙於篇幅關係，許多值得思考的地方都只是蜻蜓點水地略略提過，未及進一步演繹。另一方面，也許亦因篇幅之限，龔老師往往只能提出他的判斷，而未能作出解釋，以至我對其中某些觀點感到疑惑。本文希望探討龔老師提出的一些觀點，可說有半點是回應，有大半卻是公然借題發揮；最後，本文也希望就龔老師短文所提出的基督宗教的社會角色作一點延伸的探討。
甲、探討龔老師提出的觀點
1. 公民宗教的多重危機
我十分認同龔老師所說，一旦宗教提供的安全感跟某一社會秩序或意識形態等同，則宗教容易成為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我們或者值得再問，究竟在目前的爭議中，突顯了哪些意識形態？我認為至少可以分辨出兩派，其中一方全力維護一夫一妻的制度，另一方則全力維護形式平等(當然還可以有其他，例如類似無產階級專政的弱勢優先等等)。若基督宗教有陷入公民宗教的危機，那麼這危機也至少可以朝兩方面，服役於兩個不同的意識形態，產生出兩個不同的公民宗教。可悲的是，公民宗教總不會在它自己所服役的意識形態裡受到批判，批評總是來自對方。龔老師的文章以基督宗教的「公民宗教化」集中批判其中一種意識形態，但遺漏了防範另一個同類的危機，實在值得另作補充。我相信事實並不如某些有心人所描繪，是因為某一方面特別偽善，而另一方面則有堅強的風骨。消極地說，事實更可能是因為沒有任何一方具備完整的視野，不帶偏見，不受私慾所迷惑。積極地說，這也顯示一種差異的尊嚴(dignity of difference)。強調「差異的尊嚴」是承認真善美不一定只有單一種的呈現方式，真善美也可以色彩斑斕的。不過這不是一種企圖取消一切善與惡，合理與不合理，美麗與醜惡的分別的政治修辭，在承認多元下，仍可以討論不同程度的善和不同程度的惡。
2. 恐懼感之來源
在坊間不少人指斥一些基督宗教團體是煽動恐懼的宗教(religion of fear)時，龔老師大方地承認恐懼感與宗教信仰之間可能存有密切關係，繼而從恐懼感切入這個爭議，值得佩服。我認為龔老師正確地指出了恐懼在當前這爭議中具有某種角色，並且恐懼往往使人失去對人的信任。
不過恐懼感不只與宗教相關，它與生存其實也是十分密切。我們天生會對不熟悉的環境感到恐懼，提高警惕。我們也會因別處發生的某些可怕的事情而產生恐懼，從積極看，這種恐懼可減低自己直接遇上那些可怕遭遇的機會。再者，恐懼感也促使人團結起來，彼此支持，共渡難關。因此，恐懼感很容易成了政治動員的力量，用龔老師的話，是「靠嚇」。(例如說同性婚姻被訂立後人類便會絕種云云，所以為救人類，就要起來反對同志婚姻；又或者說一旦淫審條例擴展至互聯網的話，就會出現網絡廿三條，香港將成為處處受政府監控的「無罪」城市，所以要起來要求廢除惡法云云。無論說話者動機是否有靠嚇或欺哄意圖，這些話所描繪的危機都脫離事實。) 利用恐懼感作的政治動員，實在需要加倍留意。
在這爭議上，龔老師認為至少對某類宗教人士而言，當前的恐懼感只是一種「自設的恐懼」。龔老師不是評論所有反對修例方案的人，不過我認為在當前這個爭議中，不少恐懼感都是來自海外同志運動的法律改革經驗和本地某些立法會議員及法庭的表現，而不是自設的。
海外經驗方面，人權法庭少數精英透過釋法將性傾向的概念加進人權的範圍之中。美國麻省和加州的法庭同樣透過少數法律精英進行的司法覆核，繞過民主程序設立同性婚姻。加拿大的同志運動透過法律條文上的改革來改造社會，將婚姻的定義由「一男一女間的排斥結合」改變為「兩人間的排斥結合」。法律上的轉變隨著國家機器所控制的教育工業對下一代市民進行大規模思想改造，又透過性傾向歧視法，大大縮減不認同同性戀關係的市民（在加拿大方面主要是基督徒）的公眾表達空間，使反對同性戀的言論動輒得疚，甚至教會內部的少數保守派也面臨可怕的政治清洗。本地經驗方面，某些立法會議員，特別是透過直選進入議會的，對於市民中的反對意見嗤之以鼻，甚至以大家長的口吻訓示反對者為過時、無知和狡辯的小民。在香港現時的民主氣候下，民選議員者，只是證成其進入議會的合法性，而不代表這些議員比非直選的議員更願意聆聽不同市民的聲音，也不代表他們會更尊重反對者的意見。透過司法覆核而修改同性戀方面的法例，有時也產生一些極端的情況，例如男女在公眾場合性愛有法例管制，而男男在公眾場合性愛卻（暫時）沒有。
因此，反對者的恐懼未必如龔老師言，是缺乏信任的因，或許更準確地說，恐懼感是出於本地當權者往績的認識與不信任(議員也是某程度的當權者)，它是結果。不過教會內外都有人完全抹煞以上對精英分子的社會改造議程以及對公眾空間收窄的恐懼的合理性，或將這種不安由對法制及公眾空間的關注，扭曲成一種對「異己者」的非理性恐懼。特別當某些極端的言論成了傳媒的關注，被塑造成主要的反對意見時。不過一旦當權者將反對意見抹煞為「恐懼」時，則只會使反對者更為恐懼，因為這是宣判他們的意見和關懷都不會獲得聆聽，不值得被慎重考慮。
3. 對性(公眾)關係的評價的禁忌
若社會大眾是同質(homogenous)的，同性婚姻本身又是社會所認同的，是大眾都已接受的，那麼這種價值漸漸以法律方式呈現出來其實是十分自然的事。龔老師指，「當有基督宗教人士以婚姻和家庭（一男一女的公眾關係）來克服他們對關係秩序（按：失序？）的恐懼時，他們就很容易將一切與一男一女不一樣的公眾關係視為不可接受，甚至邪惡。」不過，可能根本不是有人要克服甚麼關係秩序（失序）的恐懼，而是異質的社會大眾對「非一男一女的公眾關係」本身存在極之不同的評價。所謂「非一男一女的公眾關係」，乃指一對一同性戀關係，一對多的異性戀及同性戀關係，多對多的異性戀及同性戀關係等等。我相信龔老師所指的某類宗教人士，可能是直接反對以上這些「非一男一女的公眾關係」（但沒有否認要增加他們免於暴力的保障）。他們希望社會能夠慎重考慮是否需要從「猶如一男一女的婚姻家庭」的角度來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注意此舉對人倫關係的長遠影響。可惜縱然目前社會對「非一男一女的公眾關係」仍有很大的分歧，但制訂政策時卻不肯面對這種分歧，不肯討論它，甚至積極迴避審視這種分歧，認定性倫理只是私人的事，根本不值得去討論這些性（公眾）關係本身。那麼，雖然有人可能很想對不同的性（公眾）關係作評價，但這些討論通常未開始就已結束。情況就如龔老師雖然看到某些宗教人士很容易將一切與一男一女不一樣的公眾關係視為不可接受，但很快就判斷他們這種評估是出於恐懼，然後就立刻將關注的焦點由性（公眾）關係的評價轉到別處，說：「關鍵不必然在於離婚，同居和同性關係等等對社會秩序的破壞或他們本身的邪惡，而在於基督宗教不再讓人有信心和盼望面對恐懼，反成為維護社會現狀的力量」。（按：其實這爭議中沒有人任何一方爭取維護社會的現況，因為雙方面都支持修例以包含同性同居者面對的暴力問題，只是對修例的方式有不同意見。除非龔老師所言的社會現狀是指一男一女的婚姻觀，不過龔老師亦說不應混淆同住暴力與同性婚姻問題兩者，所以可能礙於文章篇幅，這一點說得不夠清楚。）我相信龔老師可能是基於篇幅或主題，而選擇不在此討論不同的性公眾關係，事實上他也很小心地說「不必然」，而沒有直接說「不是」。我想指出的是，假如社會每遇到性倫理問題就總是避而不論，擔心性倫理問題是見仁見智，是不能討論的話，所以便努力將性倫理的討論翻譯為其他問題，這就會產生一種不肯言說（inarticulate）的禁忌。當精英分子都認為能夠完全以權利的訟裁來代替倫理的辯論，那麼不難理解為何法律精英會認為自己比無知的市民或某些「瘋狂的宗教人士」更有資格去處理關於婚姻家庭的法例，並懸空法例背後的價值討論。
以當下的爭議而言，社會(立法會？政府？)迴避直接檢討婚姻價值和法例，卻一點一點地擴大原本為一男一女婚姻而設的保障和優惠。在外國例子的映照下，政府新近的修訂建議，就不禁令人擔心會造成將來更改婚姻定義的危機。話說回來，我不認為需要從「邪惡」來描述「一切非一男一女的公眾關係」，也不認為法律需要打擊離婚者，同居者，同性戀者，和「一切非一男一女的公眾關係」，因為我不認為離婚、同居、同性戀關係、或種種雜交亂性之事實存在是破壞社會秩序的元凶，它們倒似是社會秩序失序後的一種表現而已，這不否認它們本身也會帶來後果。對此我同意戴耀庭教授，香港社會應直接討論對同性同居者應獲給予甚麼程度的法律承認和保障。一個市民有分參與制定的政策，才有更大的認同感與親切感，我不願意這樣重要的倫理課題交由精英分子去處理，這些問題應交回這個異質的群眾透過民間的討論而達成的更大共識。
4. 爭議的性質與恐懼感的消解
龔老師特別點名批評蘇穎智牧師的滑坡理論，指極端的推測是靠嚇多於鼓勵思考。我不贊成靠嚇的極端推測，也同意條例未必會製造更多人同性同居關係，愛滋病的數字與同性婚姻的關係遙遠，不宜一併處理。龔老師對事件的理解是：「反對將同性同居伴侶納入條例者認為這是間接將家庭定義(改變)，會為日後同性婚姻合法性鋪路。支持者卻認為同性同居伴侶應平等地得到條例保障，而這與爭取同性婚姻不應混淆。前者主要以某類基督宗教人士為主(例如蘇穎智牧師)，後者包括基督宗教人士、人權倡導者、法律學者、性小眾等等。」龔老師這裡可能將爭議弄錯了，或是寫得不準確。蔡志森表示支持立法保障，只是倡議另立新例並進一步擴大範圍(〈名正言順話家暴〉明報十二月廿三日)。其實反對修例者都像支持修例者一樣贊同同性同居伴侶應得到防止暴力的法例保障，並且也認同這與爭取同性婚姻不應混淆。爭議只在於目前的政府修例之意向「會不會」混淆，而不是原則上它們「應不應」混淆。
網上有論者指出《家暴條例》原是以婚姻關係為對象：
「按CB(2)341/08-09(04)號文件（立法《家庭暴力條例》的修訂建議的背景資料簡介）的第10點說：「《家庭暴力條例》的目的，是向已婚人士，以及長期維持類似配偶關係的同居者提供額外保護。長期維持類似配偶關係的同居者包括未有 舉行香港法律承認的結婚儀式的人士。」 在一九八六年七月九日香港立法局《家暴條例》二讀的會議紀錄，律政司發言時說： "the Bill applies to cohabitees as well as to married persons. This category would include people who have undergone a form of marriage ceremony not recognized under Hong Kong law. Special provision is made to require the judge to have regard to the perman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In other words, not any casual relationship will qualify for relief." (p. 1441) 所以此條例的精神並不包括所有有特定親密關係的人士，而是有實質婚姻關係及經些而衍生的家庭成員，與一男一女的婚姻定義息息相關。」
再者，《家庭暴力條例》包括現時條例中適用的男女同居者，也是因為這關係具有「事實性婚姻」之實，立法精神是要照顧藉三書六禮而沒有正式註冊的「婚姻」關係。
「二○○八年十二月八日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CB(2)341/08-09(03)號文件第2點：「《條例》下所提供的補救措施亦為……配偶或猶如配偶關係的情況而訂立。」……第6點則指出主要考慮是：「在香港， 根據《婚姻條例》(第181章)締結的婚姻， 在法律上指不容他人介入的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本港的法例反映政府的政策立場，即不承認同性婚姻、公民伙伴關係或任何同性關係。」
所以，在沒有進一步解釋下，直接將現時《家庭暴力條例》擴大至同性同居者，實在難免惹人懷疑日後會否留下多一條司法覆核訴訟的伏線(按：不管基本法是否已可以提供同性婚姻的司法覆核根據，現在擔心的是目前的修例是否會造成多一個法律根據)，又或者成了推動同性婚姻的文化宣傳內容，同性同居以家庭暴力之名獲得同樣的防暴力保障。
龔老師對爭議雙方作了這個分類，一方是以恐懼開始的反對者，是某類基督宗教人士(特別以蘇穎智牧師為代表)；另一方面卻是社會精英分子，龔老師提出了人權倡導者和法律學者，雖然也包括了基督宗教人士和性小眾。如此的標籤，兩派的組成已忠奸分明，高下立見。我懷疑這分類並不公平，有矮化反對按政府建議方式修例的一方之嫌。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假如現在部分的反對者對修例的抗拒與恐懼，是針對小撮精英分子和議會成員的信任度問題，那麼由這群專業冷靜的精英知識分子向社會宣告條例的修訂是絕不會混淆同性婚姻的爭議，又或是宣告修訂《家暴條例》的精神絕不是為同性婚姻開路，我懷疑這是否真的可以釋去公眾的疑惑。因為日後若有甚麼法律爭議時，這些人都不會參與判決。在司法獨立下，沒有人可作出保證。況且，到目前還未有甚麼條文可以讓公眾較詳細判斷會或不會混淆，會或不會構成法律上第一步確認同性同居猶如婚姻一樣的先例。信心危機的消解，不是指出一方是基於恐懼，不是嘲諷一方在努力找出細節中的魔鬼而不見上帝，而是去解除或減低產生恐懼的原因，去理解產生處處猜疑的成因。其中之一，我相信是我們的議員們能否對反對意見有耐心的聆聽和善意的尊重。這不是說若他們的德性沒有進步，我們就一定要活在恐懼中，我是要指出不能只由恐懼說起。
5. 宗教提供的安全感
龔老師擔心某些基督宗教人士將宗教提供的安全感等同了某種社會意識形態，使他們的安全感不再來自上帝，而是某種社會秩序，甚至漸失去對宗教超越性的體驗。若沒有理解錯，這分擔心也是我所共鳴的。不過，在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下談「來自上帝」和「宗教的超越性的體驗」，很容易導致一種超脫凡俗遁世式的「來自上帝」的「超越體驗」。尤其在馬克斯的批判下，一種鎮痛的超越的安全感，也可以是妨礙信徒參與創建一個更具安全感、更合人性的社會。華人教會仍有不少是抱千禧年前派的被提觀，愈是提超越，愈離世歸隱，愈不吃人間煙火，愈純精神上的救贖。因此，我們還需尋問基督徒如何成為基督的身體，基督又如何藉教會使天上地下的一切，包括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都與基督和好，使萬有服在祂腳下，歸服於基督的新創造。基督徒若不參與創建出一個令人活得更有安全感的社會，他們的福音就是殘缺的。因此，我完全同意龔老師對聖本篤式教會的期待，就是基督徒要「透過他們細小的群體，肯定信心與盼望，友誼與和平，尊重與自我反省等等德性」。這是我想在本文第二部分討論的。
乙、基督宗教的社會角色
1. 宗教理性可否參與公共論域
據明報報道，在這個修例爭議中，基督徒學會的一位代表袁（按：余？）先生曾在民間人權陣線的論壇上表示「黃成智議員反對修訂是自己信仰上的問題，他不贊成有人以宗教價值凌駕人權價值。」（明報一月五日報道〈黃成智倘不支持 面臨黨紀處分〉）假如報章報道屬實，袁先生的意思應該不是說宗教價值不應參與公共論域，因為基督徒學會一直都嘗試從信徒角度向社會與政府發出她的意見，袁先生只是不贊成宗教的價值可以凌駕人權價值。不過，這似乎亦說出，他相信有一套人權價值，是當「有人」「自己的」宗教信仰價值與之有衝突而無法並存時，「宗教價值」是應該屈從於這套人權價值的。若然，袁先生似乎是相信宗教價值都只能替那套「人權價值」作出註釋與護航，而不能作出挑戰。
龔老師應該並不同意這種論調。龔老師既認為宗教不應「成為維護社會現狀的力量」，那麼若「人權價值」是社會的一種現狀，那宗教也不應奉旨去維護它，以免落入另一種的公民宗教陷阱。龔老師比較針對蘇牧師的個別言論，說：「重點不在於以宗教理性參與公共論域是否合理，而是類似蘇牧師的言論和抱著魔鬼在細節的心態只會令人對基督宗教懷疑。」而我則重視發言的規則。我認為若存有一種規則，是只能讓宗教價值替之護航的話，則這種規則是不可接受的。我相信龔老師的話可以是對基督徒學會的袁先生的一種含蓄而溫柔的否定。我認為教會可以直接以教會所信的參與公共論域的討論，不亢不卑，不必在自己頭上再架上甚麼當代的xx價值。
2. 期待中的聖本篤生命
龔老師的文章裡有一個標題，是「真理在我一方」。據文章所描述，這種「真理」其實不是真理，而是一種「不覺得自己有錯，因而缺乏自我批判能力的」的（偽）先知之理，「先知的身分使他們不但不會考慮妥協，更以被批判和被辱罵為榮。」這種（偽）先知的自戀與盲目，的確是有大的破壞性。尤有甚者，若這種先知的「真理」代表性，嚴以一種強勢姿態擺出，甚至令江湖中人不再敢講真說話，敢怒而不敢言，憂心講真話會威脅到工作不保。當這種情況出現時，教會的確是令人憂心的。龔老師既然是這樣地理解當下的宗教人士的形勢，而卻仍如此老實地寫出自己的判斷，這種坦率而無懼的信仰精神，更是甚為值得敬佩與珍惜。
無論龔老師所描述的是否普遍的情況，他所期待的聖本篤生命，既是一種肯定信心與盼望，是肯定友誼與和平，是尊重與自我反省的話，則一個活出這種精神的教會群體，就一定不能出現所描繪的那種形態。我相信香港教會在社會的角色，不在於她能夠在每個社會難題中都能夠提出好主意，因為教會也只是破裂的瓦器。當受造世界如同待產的婦人一樣勞苦呻吟，等候神兒女們的榮耀的自由的誕生時，教會也在整個伏在苦罪和敗壞轄制中痛苦呻吟的受造世界裡面，沒有倖免。我們沒有解決世界問題的既定良方，我們面向一個向將來開放的世界，也是模糊不清，隨時回應聖靈的帶領。既是這樣，我相信教會在社會中的角色，是活出她作為基督的身體，作為新的創造的特徵。這種特徵之一，是對身體中不同的肢體的愛與接納，也是非暴力的生活。
假如我上述對爭議的分析大致上是準確的話，社會裡對性倫理的充滿分歧，社會裡對擁有權力者能否聆聽及尊重反對意見抱有懷疑，社會裡對一種以法律專家的權利訟裁取代公眾的倫理辯論感到納悶，等等，那麼教會當下的一個角色就是活出一個處理這種紛爭的「教會」模式。教會群體在處理意見衝突時，是否也使用言語暴力對待自己的「家人」？在面對嚴重分歧時，是否仍能夠聆聽及尊重反對者的意見，是否仍然能夠視對方是聖靈所住的身體？教會能否創建議論的平台，讓意見雙方可以和平地對話甚至辯論（像美國大選時Rick Warren將奧巴馬與麥可因搭建對話的平台），讓人敢講真話而不需要恐懼被秋後算賬，不需要先有作烈士的氣概（又或如龔老師所言，具備以被批評與辱罵為榮的心理）？拿龔老師批評蘇牧師（及他的同伙）的文章來說，被批評的一方無論有沒有被給予公平辯屈的機會，無論是否假面目被人撕破，是否仍可接納作出這樣坦誠直率的批評的弟兄，並深切反省與悔改？換轉角色，相信龔老師的文章也會對蘇牧師（和由他所代表的宗教人士）造成不少壓力，因為龔老師的文章正可以讓教外的朋友相信蘇牧師（和他的同伴）就真的如文章所描述的那種（偽）先知，自稱真理在我一方，打壓異見，專橫自恃，以被批判與被辱罵為榮。龔老師若日後發現文中的指摘過了火，甚至已顯得是另一種極端推論（或想像），是另一種靠嚇多於鼓勵思考，那龔老師是否願意收回批評？更重要的是，雖然這不容易水落石出，但在這種（頗）緊張的關係下，我們信徒之間仍可以和平溝通嗎，我們之間仍有真誠的寬恕嗎？
社會假如發現原來社會裡的勞苦嘆息呻吟，也存在於教會群體之中，而當教會面對同樣激烈的爭辯，同樣迴異的意見時，卻可以踏出寬容的一步，能夠表現尊重與聆聽，能夠在爭辯中善待對手，能夠活出友誼與和平，尊重與自我反省，對信心與盼望的肯定，這正可給社會一種德性模型。但假如社會發現原來基督徒之間彼此也以對方為恥辱，或因對方的言論愚昧落後有違進步而不以為伍，怕被社會精英視為「道德恐佈分子」，是「不文明的野蠻人」，那麼這種自潔與清高，只怕是一種變相的乞討與巴結而已。這方面，我認為天主教教區一直比基督新教更合符聖經精神，部分原因也許是天主教會的組織與架構更有條件產生這種表現。但假如在沒有鮮明權力架構的新教社群中也可活出這種精神，這對一個嚴重部落化的社會所產生的說服力，相信將更加深刻。反之，當加拿大聖公會對因信仰拒絕妥協的堂區作出一般專權政府對異見者的封鎖與打壓時，她也同時喪掉自己的靈魂。若教會能活像相信這世界有另一個王耶穌，祂不以暴力來征服世界，而是以人子被舉起來，犠牲自己，為真理作見證而吸人萬人歸向祂，這個教會有福了。我相信龔老師渴望這種德性在教會群體中展現出來，而他不僅提出了這個願景，他的文章還直接成了一個挑戰。我也相信我們大家能夠活出這種德性。無論如何，這個新生命的擔子已託付在我們手裡，我們若不去行，就有禍了，若甘心作這事，便有福了。教會雖只是破裂的瓦器，但她裡面不應有相煎的豆箕。
3. 本篤與先知……還有別的組合嗎？
當教會回應時代的處境時，我認為不能淪為在倫理兩難中不同選項的代言人，為不同選項搖旗吶喊。當龔老師以短文回應某些宗教人士的言論時，借用了麥金泰的本篤與果陀的對比，造出先知與聖本篤的對比框架，說：「我們等待的，不是自以為先知的教會，而是聖本篤的教會。」我相信龔老師沒有暗示本篤與先知是對立的，我們必須二者擇一，他大概只是想指出他對教會德性的期望而已（以聖本篤相對於偽先知）。其實我們根本不需要在本篤與先知中選擇，有些兩難選擇原是錯置的。教會的社會角色，過去也曾是創造新局面的試點，就如天台學校。今天，仍有教會團體默默耕耘，就如天梯使團在北區服侍區民，以本身短缺的人手，憑著使命感，動員了不少義工，結果服侍了不少危機家庭，化解了不少潛藏的家暴危機，給許多家庭帶來希望，而且更使受助者成為扶助者，團結起社區的力量。這些努力也得到政府的肯定，同時亦擴展了她服侍的範圍。教會未必常常能夠探索新的思維，提出新的關注，創造新的可能性，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但教會必須不被限制於在設定的可能性中選擇。
我相信，今次某類宗教人士確是提出了新的可能性，而這可能性也被一些社會人士慎重考慮。雖然不是所有關心《家暴條例》的人士都同意將條例的範圍再伸延，保障不時有報道的家傭；或是將條例的名稱清楚訂名為《家庭及同住暴力條例》，但我至今仍然認為這些新方案是能夠滿足絕大多數關注同住暴力的團體提出的考慮。龔老師問，為何「只要求他人讓步（例如修改條例名稱），而不是自己讓步」。其實真正的問題不是誰人先讓步，彷彿這是零和遊戲。我們的真正問題是那一個方案最能夠處理不同群體所提出的相關的關懷，這是可以進行理性評估的。讓步與不讓步，只是龔老師設下的框框。他當時關注的是他所描述的某類宗教人士的態度，所以他會從讓步切入問題。當問題被重置，考慮的方向也被重置。我們其實可以有更好的選項。
4. 小教徒的社會角色
教會是神的子民，由每位小教徒所組成（「小教徒」這稱呼是為方便而已。）。最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小教徒。小教徒無孔不入，遍佈社會各階層。無疑，小教徒是教會領袖動員的對象。無疑，小教徒也一般信任教會領袖。但小教徒也最易身處夾縫中，在不同的教會組織和領袖間穿梭，尤其在不同教會領袖有不同的意見時。在回歸時的國慶主日/國家主日爭議中，在二○○三年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的爭議中，在今天《家暴條例》與《淫審條例》的修訂爭議中，小教徒也會被夾在對立的意見之中。不過，小教徒有自己的意見，他們會讀不同的報紙，有自己的學識與訓練，所以他們不是傻子，也不應輕視自己的貢獻。小教徒若懼怕權勢，他們組成的社群大概也會懼怕權勢。小教徒若在社會中為五斗米折腰，他們在教會團體裡也大概同樣會為五斗米折腰。小教徒若不敢講真話，他們在教會裡，並他們所組成的教會，也大概不敢講真話。我不會認為當小教徒不敢說真話時，責任全在小教徒身上。我也不會推搪，若小教徒不爭氣，這也是教會牧養上的不足。不過，以今時的教會團體的實際權力，以今時教友的流動性，以今時教牧在堂區服侍的短暫性，我相信小教徒仍有很多空間說真話。誠實無偽的小教徒，可以向基督的身體貢獻出珍貴的dignity of difference。我們不過是瓦器，甚至是破裂的瓦器，但有寶貝在這瓦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