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廷兄于二○○九年一月十四日在《信报》评论《家庭暴力条例》应否修订以涵盖同性同居者的争议（〈家庭及婚姻定义会改变吗？〉──下称〈戴文〉），他虽然认为有些人可能高估了政府建议的修对婚姻定义的冲击，但他最少「不反对修改《家庭暴力条例》的名称，避用家庭一词，并在法例中避用「犹如婚姻」的字眼，以减少争拗。」因为「《家庭暴力条例》的英文名称是 Domestic Violence Ordinance……domestic 的意思应是『住宅』」而不是家庭。我对此表示欢迎，也很同意「不应轻易把持不同意见者妖魔化，那才能最终在香港这多元社会达至一个多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然而就着政府建议的修订对婚姻观念的冲击有多大，我似乎与他的估计颇为不同。
耀廷兄是我的好友，可能始终受中国传统影响，我不太喜欢与相熟朋友公开争辩，怕有伤感情，然而这课题事关重大，而且我知道耀廷兄胸襟广阔，相信不会介怀我的回应。但或许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那么大，因为我们关注的问题似乎不尽相同，他的焦点是家暴条例修订对婚姻和家庭的法律定义的直接冲击，而我关注的却是这修订对香港社会的婚姻观念的长远影响，这有法律、也有文化层面。耀廷兄是法律专家，我在这方面是门外汉，所以提出些问题向他讨教，但也补充一些他较忽略的文化角度。
同运如何争取婚姻及家庭观念的改变？
很多人批评反对修订者是过虑了，我认为他们当中一些根本就接受同性婚姻，所以就算香港迅速向同性婚姻迈进，他们只会高兴而不是忧虑。另一些人则可能不大明白同运的策略。首先要指出，把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法律上要作的其实并不复杂。以加拿大为例，本来婚姻的定义是“the union of a man & a woman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others”，只要几个字的改动就会设立同性婚姻：”the union of two persons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others”！但走向这终极目标的路也不无崎岖，简言之，同运的策略是从文化、制度（如教育和政府）和法律三管齐下，文化的改变为法律的改变铺路，而法律的改变又进一步带动文化的改变。每一次争取一小步，但每一步都使下一步更容易，最后到达终点就指日可待了。
同运首先会在文化中以各种方法提出「异性伴侣和同性伴侣在各方面都是对等」的概念，然后把所有反对这概念的人标签为恐同和性倾向歧视，当这种观点在文化中有影响力，特别是政府官员、司法界和文化精英都广泛接受这观念时，他们就会用平权、平等机会和反歧视等理念提倡「性倾向歧视应以法例规管什或禁制」，这当然会进一步对不赞同同运的人产生巨大压力，在敢怒不敢言的局面下文化自然进一步向同运倾斜。争取这些「性倾向歧视法」有好几个方法，有时他们透过法庭的判决把「性倾向歧视应禁制」的大原则读进一些国家的基础法律文件，如加拿大的《自由与权利宪章》和香港的《基本法》。同一时间，同运也会尝试影响教育，如要求学校成立同性恋学生组织，在学校禁止所有「性倾向歧视」（对不同意的老师的打击绝不手软，如Chris Kempling），以反歧视为名修改学校课程或加一些宣扬同运意识型态的课程（如加拿大的卑斯省教育部）。
当同运在文化、教育制度和法律已有基础时，他们就会兵分两路，一方面游说议员支持同性婚姻法案，另一方面针对「歧视性」的婚姻法申请司法覆核，两者可以同时进行，看那方面可先有突破点。在加拿大，同运在立法会的影响自八十年代起就愈来愈大，但始终选民有压力，同性婚姻法案好几次在议会都不能通过，然而司法覆核的路却顺利得多，一个又一个的省的最高法院宣布不接受同性婚姻就是歧视，而且违宪。到了二○○三年，加拿大中举足轻重的安大略省的最高法院也规定要接受同性婚姻，就为加拿大整体接受同性婚姻提供最后一把动力，不久执政的自由党挟着法院的威信，提出并顺利通过同性婚姻法案。几年前议会还是清晰不接受同性婚姻，但安大略省最高法院的判决使整过局面短期间改变。
总结而言，同性婚姻的争取不简单，通常不会一步到位，而是透过文化、社会制度（学校、政府等）和法律的逐步变革的互动，最终得以达成。其实香港离开同性婚姻的目标并不太远，因为透过香港法庭的案例，「性倾向歧视应禁制」的大原则已被接纳，但当然什么是歧视还需界定。一旦「异性伴侣和同性伴侣在各方面都是对等」的概念，在文化、制度和法律中都已牢固地建立，那我们又怎能只让异性伴侣结婚，而不让同性伴侣结婚呢？这不就是性倾向歧视吗？加拿大一些省的最高法院认定不接受同性婚姻是违宪，就是应用这原则。我看早晚会有一个香港法官这样判吧？
同性家庭观念──法律上零的突破
〈戴文〉认为「香港现行的法律，其实并没有对家庭有统一的定义，……因此，即使《家庭暴力条例》名称不变并对家庭作出定义，那也只会适用于此法例的範围，不会在法律上改变其他法例关于家庭的定义。」我同意这修订不会在法律上直接及即时地统一了现有法律对家庭及婚姻的定义，但我不明白：假若从前没有一个法律会把同性伴侣纳入家庭定义，而现时《家庭暴力条例》却这样做了，那最少「同性伴侣纳入家庭定义」就变成是数个法律接受的定义之一，这已是重大改变，又如何能说这不是迈向同性婚姻的一步呢？纵使不能一步到位，这最少也是零的突破。
〈戴文〉又说：「若现有名称不变，中、英文意思是有不同的。……条例的目的和作用应是倾向英文名称的「住宅」的意思，而不是中文名称的「家庭」的意思。故即使《家庭暴力条例》名称不变，其实在法律上的意思应是英文名称的《住宅暴力条例》，而不会用中文的名称反过来把家庭的意思改变。」纵使《家庭暴力条例》这中文名称没有法律效力，但在绝大部分媒体中这名称还是会流通的，这不是会在文化上产生影响吗？有多少市民知道条例的英文名称和耀廷兄提到的法律释义原则呢？但他们会知道《家庭暴力条例》也包括同性伴侣，直觉上当然得到一个印象，就是他们也是一种法律认可的家庭。
婚姻与家庭概念不可分割
家庭概念的改变无可避免会影响婚姻观念。有人认为同志关系作为多元「家庭」模式之一，只是社会现存的事实，不容否认。但社会现存的事实还有包二奶、三奶等，也不容否认，但问题不是事实上有多少男女结合的模式，而是香港的法律和制度承认那些模式。婚姻与家庭的概念虽然不同（后者比前者阔），但两个概念是不可分割的。简言之，家庭包括婚姻关系，与及生育或收养衍生的亲属关系。若说同性恋关系是家庭，而他们又不是婚姻关系，那难道同居的两个男子有生育或收养的关系吗？这是说不通的，若脱离婚姻的关系界定家庭，那家庭与任何一撮人有什么分别？把同性恋关系界定为一种家庭已是在搅婚姻概念的革命！这是同运曲线争取同性婚姻的策略，市民不可不察。
保障异性同居者与保障同性同居者不应相提并论
〈戴文〉又认为「其实从文字上用了「犹如」这词，那在法律上正是要指出同性同居关系不等同婚姻关系，同性同居关系只是会在此法例的适用範围内视为婚姻关系，并不会改变现有法律对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定义。正如原有规定说男女同居关系犹如适用于婚姻一样，也不能使男女同居者可以在法律上享有在此法例以外其他适用于婚姻的权利。」
首先我想指出，虽然家暴法说男女同居只是「犹如婚姻」，而不直接等同婚姻，但其实是承认在概念上它符合婚姻的定义，那为何在法律上不等同婚姻关系呢？只是因为他们缺乏了一些法律有效的证明。按照立法会CB(2)341/08-09(03)号文件第2点：「《条例》……的补救措施为……配偶或犹如配偶关系的情况而订立。」CB(2)341/08-09(04)号文件第10点说：「《家庭暴力条例》的目的，是……向……已婚人士，以及长期维持类似配偶关系的同居者提供额外保护。长期维持类似配偶关系的同居者包括未有举行香港法律承认的结婚仪式的人士。」《家庭暴力条例》所针对的首要是建基于香港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家庭当中，以及这种家庭延伸的各种亲属关系当中的暴力。
法例也包括「男女同居关系」，这主要是为「长期维持类似配偶关系的同居者提供额外保护」，这特别是要照顾一些一些很早期结婚的配偶，他们可能真的是有三书六礼的明媒正娶，但就是「未有举行香港法律承认的结婚仪式」，又或者在文革后来港的一些夫妇在大陆已结了婚但却在混乱时代遗失了结婚证书（条例订立于文革后不久），所以没有正式证明。
有人说：《家庭暴力条例》既然也保障了男女同居关系，不是已代表它的婚姻概念已超出了「不容他人介入的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吗？这是不对的。第2(2) 条说的是 “cohabitation of a man and a woman” ，一男一女的要求是清楚的，自愿则在一般情况下没有争议，而第6(3) 条说：「 如凭借第2(2)条而……向法院提出申请，本条例并不授权该法院应该项申请发出……强制令……，除非该法院考虑有关的同居关系的永久性后，信纳发出该强制令……在所有情况下均属恰当。」换言之，应用第2(2)条时也要考虑这等关系是否原则上是永久和终身的。我翻查八六年七月九日立法局家暴条例二读的纪录，律政司说：“the Bill applies to cohabitees... This category would include people who have undergone a form of marriage ceremony not recognized under Hong Kong law. Special provision is made to require the judge to have regard to the perman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not any casual relationship will qualify for relief.”
综合这些资料，《家庭暴力条例》所保障的男女同居关系在概念上仍然符合「不容他人介入的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分别只是它没有符合香港法律的正式证明（但可能已进行了另一种婚姻仪式），所以只能称为「类似」或「犹如」婚姻关系。也因此他们虽然没有与婚姻一模一样的福利，但仍受家暴条例保护，而这种保护没有改变婚姻概念。然而男男或女女的同居却与「不容他人介入的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的婚姻概念直接矛盾。婚姻概念上重大的改变必然对文化和法律的演变有深远的影响，把保障异性同居者与保障同性同居者相提并论，是误导的言论。
若单单把同性同居者加进《家庭暴力条例》的保障範围，那条文会如何更改呢？《家庭暴力条例》所适用的範围，其实只限于申请人与答辩人之间是有「男女同居关系」（第2条(2)）、「婚姻」(第3条)或「亲属关系」(第3A条)。若把「同性同居者」纳入第3条，当然是直接改变婚姻定义。 若把「同性同居者」纳入第3A条，则这会表示法例认为「同性同居关系」是「亲属关系」，但这是很难成立的。所以假若没有这场争议，我相信政府会顺理成章把「同性同居关系」纳入第189章第2 (2) 条，例如把「本条例适用于男女同居关系，犹如适用于婚姻一样」，改为「本条例适用于任何两个人的同居关系，犹如适用于婚姻一样」。（也可能改为「本条例适用于男女或男男或女女同居关系，犹如适用于婚姻一样」，但这较复杂，意义上分别不大。）我们注意这亦只需几个字的改动：把“the cohabitation of a man & a woman” 更改为 “the cohabitation of two persons” ，这是直接反映「男女关系」与「同性关系」的对等地位和可互相替代。虽然这只是应用到同居上，但应可看到它与「同性婚姻法」的修订在字眼改动和背后精神上是非常接近，其实两者只有一步之遥。
对的，这一步还不等如直接改动婚姻的法律定义，但说这重大的一步长远也不会间接影响文化和法律中的婚姻概念，是难以致信的。或许在加进「同性同居关系」时可避免把它视为「犹如婚姻的关系」，这正是我们争取的底线，但若非社会提出这关注，我相信政府不会费劲去这样做，那婚姻观念的重大变革就会无声无息地发生，向着同性婚姻迈向一大步。这对不赞成同性婚姻的市民是不公平的。
不会引致成功的司法覆核？
〈戴文〉认为「这修订在法律上不会改变了家庭及婚姻的法律地位，故即使同性恋团体以此提出诉讼，法庭也很难单凭此，就可提出合理的理据推翻现有法律明文对婚姻的定义。且就算没有此修订，我们也没法阻止同性恋团体依据《基本法》或《人权法》挑战现有法律对婚姻的定义。故无论进行这修订与否，其实不会对现在关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的争议，产生很大的实质改变。」
我尊重耀廷兄对情势的估计，但我们亦谘询过不少法律意见，他们都认同我们的忧虑是有可能发生的。首先，〈戴文〉的估计建基于以上分析，但我已解释为何我认为这分析并非最全面的。此外，就算从常理角度认定修例引致成功的司法覆核的机会不大，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们关注一夫一妻前途的人经常感到无奈，因为一旦法律条文有空位让同运钻，那主动权就放在同志团体手里，而最后决定亦取决于几位法官的立场（和价值观什或主观喜好），市民根本不能在这重大课题上参与意见，耀廷兄能排除这可能性吗？
事实上司法覆核正正是同志团体经常利用来改变社会的手段。这几年全球有众多的司法覆核案例，美国麻省和加州（虽然后来被公投推翻），与及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同性婚姻都并非透过民主立法程序订立的，而是透过司法覆核由少数法官判定的（很多时都只是一票之差）。香港同运近年也透过司法覆核取得重大进展，如肛交年龄案。今天他们说不会申请司法覆核，但明天若一个同运领袖这样做，我们又可以做什么？只有无奈。的确按同运的人权和反歧视理念，香港的婚姻法可能已构成歧视，所以说单用人权法就可作司法覆核。这也不是不对，但始终至今为止香港法例没有承认「同志伴侣」这概念，一旦透过家暴法把这概念写在香港法例，并且是与异性伴侣处于平等的地位，的确是让同运在香港法律找到一个突破口。怎能说这对同性婚姻（或公民伴侣）的争取一点帮助也没有呢？特别是当法官中有像夏正民那种「前卫」人士，谁能预测司法覆核的结果？
我们回顾同运的历史，每次争取一步时都会说：「大家不用担心，我争取的只是很少的改变，只是想我们多点自由，我们并不会为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并不是进行社会工程。这样质疑我们的人是别有用心，是在制造道德恐慌。」但外国同运的例子却正正以行动证明他们「讲一套，做一套」：在争取非刑事化时说只是想得到宽容，并不是想挑战主流社会对同性恋的道德观，但非刑事化成为事实后，就开始大力抨击不接纳同性恋的态度为恐同症、偏见(bigotry) 等。在争取反性倾向歧视立法时会声称只是保障同志人权，并不是冲击婚姻制度，但一旦性倾向歧视立法在法制内站稳阵脚，就会用「性倾向歧视」的理念为槓杆争取同性婚姻（加拿大就是一个好例子）。在争取公民结合(civil union) 时也说不会挑战婚姻制度，只是为同志配偶争取公平待遇（如免税、医院探病等），但公民结合得到后他们并不会满足，还是会向同性婚姻迈进。同运说他们只是想得到自由，但有自由后他们会积标推动煽动仇恨罪(Hate Crime)，和强逼学校一定要教授同性恋是正常的，制作同志故事书给小孩子……目的是要使不认同同性恋的观点和言论边缘化什或刑事化。这些例子比比皆是，过往被斥为制造恐慌的人大都后期证明是有先见之明。说《家庭暴力条例》的修订不会影响大局，恐怕低估了「零的突破」的重要性。
对市民的影响不大？
〈戴文〉不认为「这修订会令市民误以为政府已承认同性同居者犹如婚姻关系，间接承认同性婚姻。……有多少市民真的会关注《家庭暴力条例》呢？……又有多少会细读条例内容……呢？」我不大同意，因为法例也有一种符号意义，对文化的长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再者，就算市民不知道，相信同运和文化人在未来自会不断宣传这点，让人知道《家庭暴力条例》内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对等地位，学校课程（如家庭教育、通识科）提到这条例时也会这样说。我们关心的是真实法律条文的长远影响，市民现在是否留意这些条例的争辩不是关键，但修例通过后那些影响却会长久存在、不断渗透。
纵使修订不会马上导致同性婚姻，但却会在文化上为同性婚姻开路，理由基本上已在上面解释：第一，因《家庭暴力条例》一直只适用于婚姻关系及犹如婚姻关系，若也覆盖同性同居人士，最少在精神上承认了同性同居者是「犹如婚姻关系」。这和保障男女同居关系相当不同──它仍然符合「不容他人介入的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的婚姻概念，但一男一男或一女一女的同居却与「一男一女」的婚姻概念直接矛盾。
无论如何，一旦除了正式婚姻关系和衍生的亲属关系外，只有男女同居者和同性同居者纳入《条例》内，这两种关系亦难免给人一种对等的印象。再者，若《家庭暴力条例》的名称不改，也实在难以避免给市民法律已界定同性同居为家庭的印象。这种种文化影响最终又会带来进一步法律的改动。
为何政府的承诺不能令我们安心？
〈戴文〉不认同「这修订会向社会发放一个讯息，表示政府对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是开了绿灯。」因为「政府已多次公开表示进行此修订是并没有打算改变现行法律对家庭及婚姻的定义的意图。」
我们关心的是这修订对香港的家庭及婚姻的长远影响，政府的承诺是空洞的，政府早期也说不会接纳同运建议的修订，但在压力下又让步，那当同运团体和支持他们的议员不断施压，那难保政府不会进一步让步！再者，就算政府有诚意也于事无补，因为官员（如张局长）会随着时间而更替，但新修订的法例却会长期存在，所以现时官员的主观意愿并不能取消因法例修订而出现的客观效果。在文化上，无论政府的意愿如何，一旦在正式婚姻关系关系外，只有犹如婚姻关系的男女同居者和同性同居者纳入《家庭暴力条例》内，这两种关系就给人一种对等的印象，给市民的讯息就是社会已承认同性同居犹如家庭和婚姻，这当然是在文化上为同性婚姻或同性伴侣关系铺路。
到最后〈戴文〉考虑「这修订会第一次明文地在一项法例中，正式让同性同居者与婚姻中的夫妇享有的同等的权利，因而「有可能」使同性同居者将来继续在其他的範畴如税务、房屋、医疗等，也要求可享有如婚姻中的夫妇享一样的权利，什至最终会要求改变现有一男一女的婚姻定义。」他承认「这修订对同性同居者的权益是一个突破，但因《家庭暴力条例》所要处理的问题涉及人身自由，与在其他的婚姻权益範畴如税务、房屋、医疗等，给予同性同居者一样权益的考虑点并不一样。」这说法不是不对，但似乎只从狭窄的法律角度分析，忽略了法律与文化的互动，不赘了。
总结而言，我相信若不小心处理《家庭暴力条例》的修订，的确会在市民不知情的状况下使香港迈向同性婚姻，我认为这不是恰当的做法。
（作者为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副教授）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