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廷兄於二○○九年一月十四日在《信報》評論《家庭暴力條例》應否修訂以涵蓋同性同居者的爭議（〈家庭及婚姻定義會改變嗎？〉──下稱〈戴文〉），他雖然認為有些人可能高估了政府建議的修對婚姻定義的衝擊，但他最少「不反對修改《家庭暴力條例》的名稱，避用家庭一詞，並在法例中避用「猶如婚姻」的字眼，以減少爭拗。」因為「《家庭暴力條例》的英文名稱是 Domestic Violence Ordinance……domestic 的意思應是『住宅』」而不是家庭。我對此表示歡迎，也很同意「不應輕易把持不同意見者妖魔化，那才能最終在香港這多元社會達至一個多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然而就著政府建議的修訂對婚姻觀念的衝擊有多大，我似乎與他的估計頗為不同。
耀廷兄是我的好友，可能始終受中國傳統影響，我不太喜歡與相熟朋友公開爭辯，怕有傷感情，然而這課題事關重大，而且我知道耀廷兄胸襟廣闊，相信不會介懷我的回應。但或許我們之間的分歧不是那麼大，因為我們關注的問題似乎不盡相同，他的焦點是家暴條例修訂對婚姻和家庭的法律定義的直接衝擊，而我關注的卻是這修訂對香港社會的婚姻觀念的長遠影響，這有法律、也有文化層面。耀廷兄是法律專家，我在這方面是門外漢，所以提出些問題向他討教，但也補充一些他較忽略的文化角度。
同運如何爭取婚姻及家庭觀念的改變？
很多人批評反對修訂者是過慮了，我認為他們當中一些根本就接受同性婚姻，所以就算香港迅速向同性婚姻邁進，他們只會高興而不是憂慮。另一些人則可能不大明白同運的策略。首先要指出，把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法律上要作的其實並不複雜。以加拿大為例，本來婚姻的定義是“the union of a man & a woman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others”，只要幾個字的改動就會設立同性婚姻：”the union of two persons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others”！但走向這終極目標的路也不無崎嶇，簡言之，同運的策略是從文化、制度（如教育和政府）和法律三管齊下，文化的改變為法律的改變鋪路，而法律的改變又進一步帶動文化的改變。每一次爭取一小步，但每一步都使下一步更容易，最後到達終點就指日可待了。
同運首先會在文化中以各種方法提出「異性伴侶和同性伴侶在各方面都是對等」的概念，然後把所有反對這概念的人標籤為恐同和性傾向歧視，當這種觀點在文化中有影響力，特別是政府官員、司法界和文化精英都廣泛接受這觀念時，他們就會用平權、平等機會和反歧視等理念提倡「性傾向歧視應以法例規管甚或禁制」，這當然會進一步對不贊同同運的人產生巨大壓力，在敢怒不敢言的局面下文化自然進一步向同運傾斜。爭取這些「性傾向歧視法」有好幾個方法，有時他們透過法庭的判決把「性傾向歧視應禁制」的大原則讀進一些國家的基礎法律文件，如加拿大的《自由與權利憲章》和香港的《基本法》。同一時間，同運也會嘗試影響教育，如要求學校成立同性戀學生組織，在學校禁止所有「性傾向歧視」（對不同意的老師的打擊絕不手軟，如Chris Kempling），以反歧視為名修改學校課程或加一些宣揚同運意識型態的課程（如加拿大的卑斯省教育部）。
當同運在文化、教育制度和法律已有基礎時，他們就會兵分兩路，一方面遊說議員支持同性婚姻法案，另一方面針對「歧視性」的婚姻法申請司法覆核，兩者可以同時進行，看那方面可先有突破點。在加拿大，同運在立法會的影響自八十年代起就愈來愈大，但始終選民有壓力，同性婚姻法案好幾次在議會都不能通過，然而司法覆核的路卻順利得多，一個又一個的省的最高法院宣佈不接受同性婚姻就是歧視，而且違憲。到了二○○三年，加拿大中舉足輕重的安大略省的最高法院也規定要接受同性婚姻，就為加拿大整體接受同性婚姻提供最後一把動力，不久執政的自由黨挾著法院的威信，提出並順利通過同性婚姻法案。幾年前議會還是清晰不接受同性婚姻，但安大略省最高法院的判決使整過局面短期間改變。
總結而言，同性婚姻的爭取不簡單，通常不會一步到位，而是透過文化、社會制度（學校、政府等）和法律的逐步變革的互動，最終得以達成。其實香港離開同性婚姻的目標並不太遠，因為透過香港法庭的案例，「性傾向歧視應禁制」的大原則已被接納，但當然甚麼是歧視還需界定。一旦「異性伴侶和同性伴侶在各方面都是對等」的概念，在文化、制度和法律中都已牢固地建立，那我們又怎能只讓異性伴侶結婚，而不讓同性伴侶結婚呢？這不就是性傾向歧視嗎？加拿大一些省的最高法院認定不接受同性婚姻是違憲，就是應用這原則。我看早晚會有一個香港法官這樣判吧？
同性家庭觀念──法律上零的突破
〈戴文〉認為「香港現行的法律，其實並沒有對家庭有統一的定義，……因此，即使《家庭暴力條例》名稱不變並對家庭作出定義，那也只會適用於此法例的範圍，不會在法律上改變其他法例關於家庭的定義。」我同意這修訂不會在法律上直接及即時地統一了現有法律對家庭及婚姻的定義，但我不明白：假若從前沒有一個法律會把同性伴侶納入家庭定義，而現時《家庭暴力條例》卻這樣做了，那最少「同性伴侶納入家庭定義」就變成是數個法律接受的定義之一，這已是重大改變，又如何能說這不是邁向同性婚姻的一步呢？縱使不能一步到位，這最少也是零的突破。
〈戴文〉又說：「若現有名稱不變，中、英文意思是有不同的。……條例的目的和作用應是傾向英文名稱的「住宅」的意思，而不是中文名稱的「家庭」的意思。故即使《家庭暴力條例》名稱不變，其實在法律上的意思應是英文名稱的《住宅暴力條例》，而不會用中文的名稱反過來把家庭的意思改變。」縱使《家庭暴力條例》這中文名稱沒有法律效力，但在絕大部分媒體中這名稱還是會流通的，這不是會在文化上產生影響嗎？有多少市民知道條例的英文名稱和耀廷兄提到的法律釋義原則呢？但他們會知道《家庭暴力條例》也包括同性伴侶，直覺上當然得到一個印象，就是他們也是一種法律認可的家庭。
婚姻與家庭概念不可分割
家庭概念的改變無可避免會影響婚姻觀念。有人認為同志關係作為多元「家庭」模式之一，只是社會現存的事實，不容否認。但社會現存的事實還有包二奶、三奶等，也不容否認，但問題不是事實上有多少男女結合的模式，而是香港的法律和制度承認那些模式。婚姻與家庭的概念雖然不同（後者比前者闊），但兩個概念是不可分割的。簡言之，家庭包括婚姻關係，與及生育或收養衍生的親屬關係。若說同性戀關係是家庭，而他們又不是婚姻關係，那難道同居的兩個男子有生育或收養的關係嗎？這是說不通的，若脫離婚姻的關係界定家庭，那家庭與任何一撮人有甚麼分別？把同性戀關係界定為一種家庭已是在攪婚姻概念的革命！這是同運曲線爭取同性婚姻的策略，市民不可不察。
保障異性同居者與保障同性同居者不應相提並論
〈戴文〉又認為「其實從文字上用了「猶如」這詞，那在法律上正是要指出同性同居關係不等同婚姻關係，同性同居關係只是會在此法例的適用範圍內視為婚姻關係，並不會改變現有法律對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定義。正如原有規定說男女同居關係猶如適用於婚姻一樣，也不能使男女同居者可以在法律上享有在此法例以外其他適用於婚姻的權利。」
首先我想指出，雖然家暴法說男女同居只是「猶如婚姻」，而不直接等同婚姻，但其實是承認在概念上它符合婚姻的定義，那為何在法律上不等同婚姻關係呢？只是因為他們缺乏了一些法律有效的證明。按照立法會CB(2)341/08-09(03)號文件第2點：「《條例》……的補救措施為……配偶或猶如配偶關係的情況而訂立。」CB(2)341/08-09(04)號文件第10點說：「《家庭暴力條例》的目的，是……向……已婚人士，以及長期維持類似配偶關係的同居者提供額外保護。長期維持類似配偶關係的同居者包括未有舉行香港法律承認的結婚儀式的人士。」《家庭暴力條例》所針對的首要是建基於香港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家庭當中，以及這種家庭延伸的各種親屬關係當中的暴力。
法例也包括「男女同居關係」，這主要是為「長期維持類似配偶關係的同居者提供額外保護」，這特別是要照顧一些一些很早期結婚的配偶，他們可能真的是有三書六禮的明媒正娶，但就是「未有舉行香港法律承認的結婚儀式」，又或者在文革後來港的一些夫婦在大陸已結了婚但卻在混亂時代遺失了結婚證書（條例訂立於文革後不久），所以沒有正式證明。
有人說：《家庭暴力條例》既然也保障了男女同居關係，不是已代表它的婚姻概念已超出了「不容他人介入的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嗎？這是不對的。第2(2) 條說的是 “cohabitation of a man and a woman” ，一男一女的要求是清楚的，自願則在一般情況下沒有爭議，而第6(3) 條說：「 如憑藉第2(2)條而……向法院提出申請，本條例並不授權該法院應該項申請發出……強制令……，除非該法院考慮有關的同居關係的永久性後，信納發出該強制令……在所有情況下均屬恰當。」換言之，應用第2(2)條時也要考慮這等關係是否原則上是永久和終身的。我翻查八六年七月九日立法局家暴條例二讀的紀錄，律政司說：“the Bill applies to cohabitees... This category would include people who have undergone a form of marriage ceremony not recognized under Hong Kong law. Special provision is made to require the judge to have regard to the perman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not any casual relationship will qualify for relief.”
綜合這些資料，《家庭暴力條例》所保障的男女同居關係在概念上仍然符合「不容他人介入的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分別只是它沒有符合香港法律的正式證明（但可能已進行了另一種婚姻儀式），所以只能稱為「類似」或「猶如」婚姻關係。也因此他們雖然沒有與婚姻一模一樣的福利，但仍受家暴條例保護，而這種保護沒有改變婚姻概念。然而男男或女女的同居卻與「不容他人介入的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的婚姻概念直接矛盾。婚姻概念上重大的改變必然對文化和法律的演變有深遠的影響，把保障異性同居者與保障同性同居者相提並論，是誤導的言論。
若單單把同性同居者加進《家庭暴力條例》的保障範圍，那條文會如何更改呢？《家庭暴力條例》所適用的範圍，其實只限於申請人與答辯人之間是有「男女同居關係」（第2條(2)）、「婚姻」(第3條)或「親屬關係」(第3A條)。若把「同性同居者」納入第3條，當然是直接改變婚姻定義。 若把「同性同居者」納入第3A條，則這會表示法例認為「同性同居關係」是「親屬關係」，但這是很難成立的。所以假若沒有這場爭議，我相信政府會順理成章把「同性同居關係」納入第189章第2 (2) 條，例如把「本條例適用於男女同居關係，猶如適用於婚姻一樣」，改為「本條例適用於任何兩個人的同居關係，猶如適用於婚姻一樣」。（也可能改為「本條例適用於男女或男男或女女同居關係，猶如適用於婚姻一樣」，但這較複雜，意義上分別不大。）我們注意這亦只需幾個字的改動：把“the cohabitation of a man & a woman” 更改為 “the cohabitation of two persons” ，這是直接反映「男女關係」與「同性關係」的對等地位和可互相替代。雖然這只是應用到同居上，但應可看到它與「同性婚姻法」的修訂在字眼改動和背後精神上是非常接近，其實兩者只有一步之遙。
對的，這一步還不等如直接改動婚姻的法律定義，但說這重大的一步長遠也不會間接影響文化和法律中的婚姻概念，是難以致信的。或許在加進「同性同居關係」時可避免把它視為「猶如婚姻的關係」，這正是我們爭取的底線，但若非社會提出這關注，我相信政府不會費勁去這樣做，那婚姻觀念的重大變革就會無聲無息地發生，向著同性婚姻邁向一大步。這對不贊成同性婚姻的市民是不公平的。
不會引致成功的司法覆核？
〈戴文〉認為「這修訂在法律上不會改變了家庭及婚姻的法律地位，故即使同性戀團體以此提出訴訟，法庭也很難單憑此，就可提出合理的理據推翻現有法律明文對婚姻的定義。且就算沒有此修訂，我們也沒法阻止同性戀團體依據《基本法》或《人權法》挑戰現有法律對婚姻的定義。故無論進行這修訂與否，其實不會對現在關於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的爭議，產生很大的實質改變。」
我尊重耀廷兄對情勢的估計，但我們亦諮詢過不少法律意見，他們都認同我們的憂慮是有可能發生的。首先，〈戴文〉的估計建基於以上分析，但我已解釋為何我認為這分析並非最全面的。此外，就算從常理角度認定修例引致成功的司法覆核的機會不大，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我們關注一夫一妻前途的人經常感到無奈，因為一旦法律條文有空位讓同運鑽，那主動權就放在同志團體手裡，而最後決定亦取決於幾位法官的立場（和價值觀甚或主觀喜好），市民根本不能在這重大課題上參與意見，耀廷兄能排除這可能性嗎？
事實上司法覆核正正是同志團體經常利用來改變社會的手段。這幾年全球有眾多的司法覆核案例，美國麻省和加州（雖然後來被公投推翻），與及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同性婚姻都並非透過民主立法程序訂立的，而是透過司法覆核由少數法官判定的（很多時都只是一票之差）。香港同運近年也透過司法覆核取得重大進展，如肛交年齡案。今天他們說不會申請司法覆核，但明天若一個同運領袖這樣做，我們又可以做甚麼？只有無奈。的確按同運的人權和反歧視理念，香港的婚姻法可能已構成歧視，所以說單用人權法就可作司法覆核。這也不是不對，但始終至今為止香港法例沒有承認「同志伴侶」這概念，一旦透過家暴法把這概念寫在香港法例，並且是與異性伴侶處於平等的地位，的確是讓同運在香港法律找到一個突破口。怎能說這對同性婚姻（或公民伴侶）的爭取一點幫助也沒有呢？特別是當法官中有像夏正民那種「前衛」人士，誰能預測司法覆核的結果？
我們回顧同運的歷史，每次爭取一步時都會說：「大家不用擔心，我爭取的只是很少的改變，只是想我們多點自由，我們並不會為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並不是進行社會工程。這樣質疑我們的人是別有用心，是在製造道德恐慌。」但外國同運的例子卻正正以行動證明他們「講一套，做一套」：在爭取非刑事化時說只是想得到寬容，並不是想挑戰主流社會對同性戀的道德觀，但非刑事化成為事實後，就開始大力抨擊不接納同性戀的態度為恐同症、偏見(bigotry) 等。在爭取反性傾向歧視立法時會聲稱只是保障同志人權，並不是衝擊婚姻制度，但一旦性傾向歧視立法在法制內站穩陣腳，就會用「性傾向歧視」的理念為槓桿爭取同性婚姻（加拿大就是一個好例子）。在爭取公民結合(civil union) 時也說不會挑戰婚姻制度，只是為同志配偶爭取公平待遇（如免稅、醫院探病等），但公民結合得到後他們並不會滿足，還是會向同性婚姻邁進。同運說他們只是想得到自由，但有自由後他們會積標推動煽動仇恨罪(Hate Crime)，和強逼學校一定要教授同性戀是正常的，製作同志故事書給小孩子……目的是要使不認同同性戀的觀點和言論邊緣化甚或刑事化。這些例子比比皆是，過往被斥為製造恐慌的人大都後期證明是有先見之明。說《家庭暴力條例》的修訂不會影響大局，恐怕低估了「零的突破」的重要性。
對市民的影響不大？
〈戴文〉不認為「這修訂會令市民誤以為政府已承認同性同居者猶如婚姻關係，間接承認同性婚姻。……有多少市民真的會關注《家庭暴力條例》呢？……又有多少會細讀條例內容……呢？」我不大同意，因為法例也有一種符號意義，對文化的長遠影響是不能低估的。再者，就算市民不知道，相信同運和文化人在未來自會不斷宣傳這點，讓人知道《家庭暴力條例》內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對等地位，學校課程（如家庭教育、通識科）提到這條例時也會這樣說。我們關心的是真實法律條文的長遠影響，市民現在是否留意這些條例的爭辯不是關鍵，但修例通過後那些影響卻會長久存在、不斷滲透。
縱使修訂不會馬上導致同性婚姻，但卻會在文化上為同性婚姻開路，理由基本上已在上面解釋：第一，因《家庭暴力條例》一直只適用於婚姻關係及猶如婚姻關係，若也覆蓋同性同居人士，最少在精神上承認了同性同居者是「猶如婚姻關係」。這和保障男女同居關係相當不同──它仍然符合「不容他人介入的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的婚姻概念，但一男一男或一女一女的同居卻與「一男一女」的婚姻概念直接矛盾。
無論如何，一旦除了正式婚姻關係和衍生的親屬關係外，只有男女同居者和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內，這兩種關係亦難免給人一種對等的印象。再者，若《家庭暴力條例》的名稱不改，也實在難以避免給市民法律已界定同性同居為家庭的印象。這種種文化影響最終又會帶來進一步法律的改動。
為何政府的承諾不能令我們安心？
〈戴文〉不認同「這修訂會向社會發放一個訊息，表示政府對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是開了綠燈。」因為「政府已多次公開表示進行此修訂是並沒有打算改變現行法律對家庭及婚姻的定義的意圖。」
我們關心的是這修訂對香港的家庭及婚姻的長遠影響，政府的承諾是空洞的，政府早期也說不會接納同運建議的修訂，但在壓力下又讓步，那當同運團體和支持他們的議員不斷施壓，那難保政府不會進一步讓步！再者，就算政府有誠意也於事無補，因為官員（如張局長）會隨著時間而更替，但新修訂的法例卻會長期存在，所以現時官員的主觀意願並不能取消因法例修訂而出現的客觀效果。在文化上，無論政府的意願如何，一旦在正式婚姻關係關係外，只有猶如婚姻關係的男女同居者和同性同居者納入《家庭暴力條例》內，這兩種關係就給人一種對等的印象，給市民的訊息就是社會已承認同性同居猶如家庭和婚姻，這當然是在文化上為同性婚姻或同性伴侶關係鋪路。
到最後〈戴文〉考慮「這修訂會第一次明文地在一項法例中，正式讓同性同居者與婚姻中的夫婦享有的同等的權利，因而「有可能」使同性同居者將來繼續在其他的範疇如稅務、房屋、醫療等，也要求可享有如婚姻中的夫婦享一樣的權利，甚至最終會要求改變現有一男一女的婚姻定義。」他承認「這修訂對同性同居者的權益是一個突破，但因《家庭暴力條例》所要處理的問題涉及人身自由，與在其他的婚姻權益範疇如稅務、房屋、醫療等，給予同性同居者一樣權益的考慮點並不一樣。」這說法不是不對，但似乎只從狹窄的法律角度分析，忽略了法律與文化的互動，不贅了。
總結而言，我相信若不小心處理《家庭暴力條例》的修訂，的確會在市民不知情的狀況下使香港邁向同性婚姻，我認為這不是恰當的做法。
（作者為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9.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