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新年之初，笔者观赏了两齣人物传记的猛片，一部是《梅兰芳》，另一部是《叶问》，两套电影一文一武，内容、风格均迥异，但有趣的是，两者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片中充满着爱国主义的精神。若果笔者在二十多年前观看这类电影，也许会热血沸腾，但在今天，我却有另一番感触。
《梅兰芳》有三段故事，第一段是关于少年梅兰芳与爷爷十三燕唱对台戏，中段是关于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婚外情，最后述说在抗战期间，一个名叫田中隆一的日本军官，提出以文化征服中国的计划。他指出过往统治中国的异族，结果反过来被中国文化征服，田中认为有必要令梅兰芳为日本人唱戏，以支配中国文化。于是日军拘留了梅兰芳，强迫他登台，日本将军侮辱他：「在台上你只不过是娘儿。」梅兰芳拒绝演出，并说：「在台下我是男人。」后来梅兰芳什至要求医生为他注射伤寒针，令他生病而托词拒演，一代巨星就此而沉寂下来。电影之结尾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梅兰芳复出。
《叶问》亦有相似的情节，电影上半段描述叶问打败了廖师傅与北方武师，名扬佛山。抗战开始之后，日军的三蒲将军找中国武师来练拳，叶问以一挡十，三蒲将军惊讶地问他是谁，叶问答：「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与梅兰芳说「在台下我是男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三蒲将军跟叶问比武，叶问以咏春拳大胜三蒲的空手道，日本人不甘失败，开枪打伤叶问，中国群众一哄而上，护送叶问离开，故事结局是叶问一家安全抵达香港，之后叶问在港定居，设馆授徒。
不过，笔者在两齣电影中都观察到一个微妙之处，就是片中完全没有出现过半个抵挡日军的国军，日本人如入无人之境，笔者在多年前曾经看过一套由松板庆子主演的中日战争电影，虽然拍摄者是日本人，但在电影里面中日双方军队互有攻守。也许是笔者太过敏感，但在抗战历史渐渐明晰的今天，国军在两片中却无影无踪，难免令我有时光倒退的感觉。但《梅兰芳》与《叶问》更令笔者陷于沉思的地方，是电影情节与历史事实的距离。
其实，梅兰芳的艺术生涯断绝，并不是发生在抗战期间，田中隆一的角色是子乌虚有，梅兰芳并未被日军拘禁过。在战前他曾两次在日本演出，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梅兰芳曾义演筹款赈灾，故此日本人对梅兰芳尚算尊重。抗战之初，梅兰芳还编排了两部新戏：《抗金兵》、《生死恨》。
可是，由战后到过身之前十多年，梅兰芳只出过一部新剧：《穆桂英挂帅》。他解释这是由于怕戏演得不好，会把自己的声誉丧掉。这与电影中梅兰芳不怕输的形象大有出入。《梅兰芳全传》的作者李伶伶认为「怕演得不好」不是主要原因，相反，李氏觉得这是果而不是因。在当时反右的政治气氛下，梅兰芳慨叹：「有意见不敢提，有话不敢说，怕说错了不适合。」李伶伶指出：梅兰芳不爱搞政治，但政治却找上了他，于是他在中年之后离艺术愈来愈远。
至于叶问，他并不是为了逃避日本人而在香港定居，抗战胜利之后，他回到佛山，先后出任国民政府警察局刑警队队长、代理局长、广州巿戍卫司令部南区巡逻队上校。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易帜，他逃到香港，因怕家人受连累，所以从来不提自己的往事。
无可置疑，在八年抗战中，无论是在文人或者武夫中间，都出了不少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梅兰芳》与《叶问》都表达出「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儒家精神。然而，日本侵华虽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大灾难，却不是空前绝后的浩劫。宣扬爱国主义，是否应全方位的反省，而不是借外敌来煽情呢？讽刺的是，在《梅兰芳》电影中，田中隆一提出了以文化操控中国人民的计划书，在电影中他以失败收场；在现实中，这文化战略却以另一形式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