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新年之初，筆者觀賞了兩齣人物傳記的猛片，一部是《梅蘭芳》，另一部是《葉問》，兩套電影一文一武，內容、風格均迥異，但有趣的是，兩者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片中充滿著愛國主義的精神。若果筆者在二十多年前觀看這類電影，也許會熱血沸騰，但在今天，我卻有另一番感觸。
《梅蘭芳》有三段故事，第一段是關於少年梅蘭芳與爺爺十三燕唱對台戲，中段是關於梅蘭芳與孟小冬的婚外情，最後述說在抗戰期間，一個名叫田中隆一的日本軍官，提出以文化征服中國的計劃。他指出過往統治中國的異族，結果反過來被中國文化征服，田中認為有必要令梅蘭芳為日本人唱戲，以支配中國文化。於是日軍拘留了梅蘭芳，強迫他登台，日本將軍侮辱他：「在台上你只不過是娘兒。」梅蘭芳拒絕演出，並說：「在台下我是男人。」後來梅蘭芳甚至要求醫生為他注射傷寒針，令他生病而托詞拒演，一代巨星就此而沉寂下來。電影之結尾是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梅蘭芳復出。
《葉問》亦有相似的情節，電影上半段描述葉問打敗了廖師傅與北方武師，名揚佛山。抗戰開始之後，日軍的三蒲將軍找中國武師來練拳，葉問以一擋十，三蒲將軍驚訝地問他是誰，葉問答：「我是一個中國人。」這與梅蘭芳說「在台下我是男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後來，三蒲將軍跟葉問比武，葉問以詠春拳大勝三蒲的空手道，日本人不甘失敗，開槍打傷葉問，中國群眾一哄而上，護送葉問離開，故事結局是葉問一家安全抵達香港，之後葉問在港定居，設館授徒。
不過，筆者在兩齣電影中都觀察到一個微妙之處，就是片中完全沒有出現過半個抵擋日軍的國軍，日本人如入無人之境，筆者在多年前曾經看過一套由松板慶子主演的中日戰爭電影，雖然拍攝者是日本人，但在電影裏面中日雙方軍隊互有攻守。也許是筆者太過敏感，但在抗戰歷史漸漸明晰的今天，國軍在兩片中卻無影無蹤，難免令我有時光倒退的感覺。但《梅蘭芳》與《葉問》更令筆者陷於沉思的地方，是電影情節與歷史事實的距離。
其實，梅蘭芳的藝術生涯斷絕，並不是發生在抗戰期間，田中隆一的角色是子烏虛有，梅蘭芳並未被日軍拘禁過。在戰前他曾兩次在日本演出，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梅蘭芳曾義演籌款賑災，故此日本人對梅蘭芳尚算尊重。抗戰之初，梅蘭芳還編排了兩部新戲：《抗金兵》、《生死恨》。
可是，由戰後到過身之前十多年，梅蘭芳只出過一部新劇：《穆桂英掛帥》。他解釋這是由於怕戲演得不好，會把自己的聲譽喪掉。這與電影中梅蘭芳不怕輸的形象大有出入。《梅蘭芳全傳》的作者李伶伶認為「怕演得不好」不是主要原因，相反，李氏覺得這是果而不是因。在當時反右的政治氣氛下，梅蘭芳慨歎：「有意見不敢提，有話不敢說，怕說錯了不適合。」李伶伶指出：梅蘭芳不愛搞政治，但政治卻找上了他，於是他在中年之後離藝術愈來愈遠。
至於葉問，他並不是為了逃避日本人而在香港定居，抗戰勝利之後，他回到佛山，先後出任國民政府警察局刑警隊隊長、代理局長、廣州巿戍衛司令部南區巡邏隊上校。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易幟，他逃到香港，因怕家人受連累，所以從來不提自己的往事。
無可置疑，在八年抗戰中，無論是在文人或者武夫中間，都出了不少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梅蘭芳》與《葉問》都表達出「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的儒家精神。然而，日本侵華雖然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場大災難，卻不是空前絕後的浩劫。宣揚愛國主義，是否應全方位的反省，而不是借外敵來煽情呢？諷刺的是，在《梅蘭芳》電影中，田中隆一提出了以文化操控中國人民的計劃書，在電影中他以失敗收場；在現實中，這文化戰略卻以另一形式實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