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出版的朋友都知道迻译经典吃力不讨好。吃力者为觅邀博学之士参与译事，可遇而不可求。不讨好者为贩卖经典，成本高昂，回报无望。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与小枫兄一见如故，就如何建构「中国化的基督教」（此乃道风山之宗旨）多有探讨，他多次促我共事建设迻译基督教经典之宏愿。当时我刚从一所出版社调任到道风山基督教丛林，我的出版脑袋与常人无异，对这种曲高和寡的经典出版自然抱持犹豫。还记得小枫兄与光沪兄一并禅式棒喝，促我好好细读汉译佛典，中国佛教的诞生和中西方跨文化三者之互动关系。随之我就一股傻劲地栽进浩瀚如海的史料中，看得我拍案惊奇！灵光闪闪！
汉译佛典的故事不单曲折传奇，每个高僧故事都闪烁着令人动容的大难人生，其中之至诚刚毅和排除万难的无畏精神令人敬佩。译经时段连绵不断延达千年之久，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无以估量，既有由历朝在皇室支持下集天下贤士所组成的「译场」以执行庞大的译经工程，其间又相继涌现震惊中外的四大翻译家：鸠摩罗什（公元四世纪）、真谛（公元六世纪）、玄奘（公元七世纪）、不空（公元八世纪）等高僧主持庞大译事。从东汉至北宋（公元一世纪至十一世纪中）共译汉语佛典凡二千一百馀种合六千馀卷。汉译佛典运动自公元一世纪延连至公元七世纪时，六祖慧能横空出世，始创大异于印度佛教而立足中国文化的中国佛教：禅宗。从跨文化和跨语际的交流角度，梁启超先生更指出按其非正式统计，汉译佛经大约使三万五千个梵语词目借由翻译进入汉语词汇，它们对汉语的思想体系之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从上而论，以史为鑑，我感悟汉语神学的出现与汉译基督教经典二者关系应是一脉相承，互为紧扣。就此，小枫兄与我从创「所」之始就向董事会申明文库的出版事关重大，不宜短视，且必须上下一心，达至以下五项工作共识。一者，文库不是某人某时的短期出版计划，这是一个跨世纪、延百代的出版志业。二者，文库所指涉的经典範围应以历代基督宗教各思想为经纬，而不是以某宗派或教派为依归。三者，文库的选目不应以西方学界为马首视瞻，反之应以中国学界的需要为主体考量（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排洋闭关，反之文库设国际学术委员会以评核选目，但终审权在中方学术委员会）。四者，文库的出版旨为中国学界提供一个研究基督教思想的文献资源，为此其主要的读者是中国学界。在选目时我们当对中国学界的研究动向及志趣有一定的认知。从而挑选合适的基督教经典进行迻译，以供中国学界备参。五者，出版文库旨为鼓励中国学人以中国人文学界的主体经验和考量角度，重新诠释历代基督教经典和其研究着作。我们期望这种崭新的人文性诠释维度与现存已久的教会性诠释维度两者之关系不是互为攻许，而是相辅相成。尤有进者，我们更期望中国学人能吸收和转化研究基督教经典的方法，从而应用于研究和诠释中国经典，达至知识重构之效。
文库出版至今已十四个年头，今年六月更出版了第一百部译作。如今蓦然回首，我也惊奇当年何来如斯勇气，在没有太多前人经验及极为有限的人力和物力下，竟然以赤子之心展开了这个堪比汉译佛典的宏远志业。出版文库之难有三：首先是译者，由于文库读者以中国大陆学界为依归，顾及两岸三地汉语语境有异，译者遂以大陆学人为优先考虑。如何让大陆学人掌握基督宗教的神学知识和专业词汇，这是文库首十年的最大挑战。近年因应大陆学界的基督教研究人材辈出和出版日渐成熟，这问题不单已大有改善，更且有部份文库译本比西方译本更先进完备。另外所有文库书目尽量按原文迻译，文库语种横跨欧亚，有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意大利语、拉丁文、希腊文等，觅选合适的译者之难可想而知，优秀的译者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最后，完成的译文又要找另一组的专家学者审阅，确保质量。如何组织动员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共事，又是一桩不易的学术管理工作。
文库的第一部译作《论隐秘的上帝》，是由北京人民大学的李秋零教授据拉丁文版本迻译而成。十四年后的今天，第一百部译作《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是由浙江大学的孙仲教授迻译，包利民教授审校。令我无尽感激是十多年来，文库的译者与研究所合作无间，彼此建立忧戚与共的学术情谊，使文库的工作质量得以持续和稳定发展。无巧不成话，前后两部译作偶发地指示着文库的选目範围，从形而上至形而下、从内到外，包罗万象，逐步向中国学界呈现基督教研究和神学的多样性和生命力。
（作者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