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出版的朋友都知道迻譯經典吃力不討好。吃力者為覓邀博學之士參與譯事，可遇而不可求。不討好者為販賣經典，成本高昂，回報無望。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與小楓兄一見如故，就如何建構「中國化的基督教」（此乃道風山之宗旨）多有探討，他多次促我共事建設迻譯基督教經典之宏願。當時我剛從一所出版社調任到道風山基督教叢林，我的出版腦袋與常人無異，對這種曲高和寡的經典出版自然抱持猶豫。還記得小楓兄與光滬兄一併禪式棒喝，促我好好細讀漢譯佛典，中國佛教的誕生和中西方跨文化三者之互動關係。隨之我就一股傻勁地栽進浩瀚如海的史料中，看得我拍案驚奇！靈光閃閃！
漢譯佛典的故事不單曲折傳奇，每個高僧故事都閃爍着令人動容的大難人生，其中之至誠剛毅和排除萬難的無畏精神令人敬佩。譯經時段連綿不斷延達千年之久，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無以估量，既有由歷朝在皇室支持下集天下賢士所組成的「譯場」以執行龐大的譯經工程，其間又相繼湧現震驚中外的四大翻譯家：鳩摩羅什（公元四世紀）、真諦（公元六世紀）、玄奘（公元七世紀）、不空（公元八世紀）等高僧主持龐大譯事。從東漢至北宋（公元一世紀至十一世紀中）共譯漢語佛典凡二千一百餘種合六千餘卷。漢譯佛典運動自公元一世紀延連至公元七世紀時，六祖慧能橫空出世，始創大異於印度佛教而立足中國文化的中國佛教：禪宗。從跨文化和跨語際的交流角度，梁啟超先生更指出按其非正式統計，漢譯佛經大約使三萬五千個梵語詞目藉由翻譯進入漢語詞匯，它們對漢語的思想體系之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從上而論，以史為鑑，我感悟漢語神學的出現與漢譯基督教經典二者關係應是一脈相承，互為緊扣。就此，小楓兄與我從創「所」之始就向董事會申明文庫的出版事關重大，不宜短視，且必須上下一心，達至以下五項工作共識。一者，文庫不是某人某時的短期出版計劃，這是一個跨世紀、延百代的出版志業。二者，文庫所指涉的經典範圍應以歷代基督宗教各思想為經緯，而不是以某宗派或教派為依歸。三者，文庫的選目不應以西方學界為馬首視瞻，反之應以中國學界的需要為主體考量（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排洋閉關，反之文庫設國際學術委員會以評核選目，但終審權在中方學術委員會）。四者，文庫的出版旨為中國學界提供一個研究基督教思想的文獻資源，為此其主要的讀者是中國學界。在選目時我們當對中國學界的研究動向及志趣有一定的認知。從而挑選合適的基督教經典進行迻譯，以供中國學界備參。五者，出版文庫旨為鼓勵中國學人以中國人文學界的主體經驗和考量角度，重新詮釋歷代基督教經典和其研究著作。我們期望這種嶄新的人文性詮釋維度與現存已久的教會性詮釋維度兩者之關係不是互為攻許，而是相輔相成。尤有進者，我們更期望中國學人能吸收和轉化研究基督教經典的方法，從而應用於研究和詮釋中國經典，達至知識重構之效。
文庫出版至今已十四個年頭，今年六月更出版了第一百部譯作。如今驀然回首，我也驚奇當年何來如斯勇氣，在沒有太多前人經驗及極為有限的人力和物力下，竟然以赤子之心展開了這個堪比漢譯佛典的宏遠志業。出版文庫之難有三：首先是譯者，由於文庫讀者以中國大陸學界為依歸，顧及兩岸三地漢語語境有異，譯者遂以大陸學人為優先考慮。如何讓大陸學人掌握基督宗教的神學知識和專業詞彙，這是文庫首十年的最大挑戰。近年因應大陸學界的基督教研究人材輩出和出版日漸成熟，這問題不單已大有改善，更且有部份文庫譯本比西方譯本更先進完備。另外所有文庫書目盡量按原文迻譯，文庫語種橫跨歐亞，有英語、德語、法語、俄語、日語、意大利語、拉丁文、希臘文等，覓選合適的譯者之難可想而知，優秀的譯者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最後，完成的譯文又要找另一組的專家學者審閱，確保質量。如何組織動員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共事，又是一樁不易的學術管理工作。
文庫的第一部譯作《論隱祕的上帝》，是由北京人民大學的李秋零教授據拉丁文版本迻譯而成。十四年後的今天，第一百部譯作《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是由浙江大學的孫仲教授迻譯，包利民教授審校。令我無盡感激是十多年來，文庫的譯者與研究所合作無間，彼此建立憂戚與共的學術情誼，使文庫的工作質量得以持續和穩定發展。無巧不成話，前後兩部譯作偶發地指示著文庫的選目範圍，從形而上至形而下、從內到外，包羅萬象，逐步向中國學界呈現基督教研究和神學的多樣性和生命力。
（作者為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