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认为，当前许多人在讨论有关问题如雷曼事件时，趋向非理性以及情绪化，他认为：「如果问题不是引起理性讨论，去寻求解决办法，反而触发互相指摘，政治斗争，那就麻烦了。这样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令外界以为香港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香港无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对香港反而不利。」又说：「好多人蒙受损失的时候，要找人出来祭旗」（见《信报》页10，二零零八年十月廿四日），言下之意即这样才可平息事件，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似乎没有政治问责这回事，政府官员不须为施政失当或政策失误负任何政治责任。而政治「斗争」是不祥之事。笔者却认为，若雷曼事件发生在欧美日等民主国家，早有官员要道歉下台了。
政治者何？群体生活中公共权力的争夺也！而且这种争夺往往是一种群斗，斗仁、斗智、斗勇、斗力，什至斗钱，可以斗的都要斗，直至斗出结果为止，即斗到由那一群人最终夺得社会的大部分管治权力，这就叫做执政，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根本义！当然在文明及真正实行民主的社会中，一切斗争，只能诉诸文斗。但竞争性或斗争性却是民主政治选举的最基本游戏规则。
政府者何？试用儒家思想以解释之。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第十三）
政府是人民的仆人，政府对人民的责任是使人民富有起来，然后再施以道德教化。
《孟子．梁惠王上》亦有一段极有指导性意义的说话，孟子告齐宣王：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
一般老百姓，都是以恒产为恒心的基础，亦即是与孔子一脉相承．富之才能教之的人道思想。
当代大儒唐君毅先生在人文精神的重建一书中说：「依儒家精神，政治与民主政治，与任何政治上之主义，都是次级概念，而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人间世界、人性（笔者加上人伦、人情、人道世界），才是高级概念」（页207），意即政治经济只是工具以成就人文世界，而政府亦当以人文精神指导政治经济。所以人民上街游行，愤怒抗议，人民（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如老人家成副身家被骗）有怨气，被欺诈，政府怎能轻轻带过？李鹏飞在今年七一游行后，亦感慨地说见到那些老人家过着赤贫的生活，一大清早起来就要到处拾纸皮，三餐不继，政府又于心何忍？（儒家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正是这个意思）。
就基督徒而言，圣经中的最核心的道德观是爱神爱人，进入社会要行公义，好怜悯，穷人有福音可听，落实在社会政治行动中，是不惜与当权者对抗而站在弱势社群那一边，为弱势社群争取更公平合理的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
香港现行的积极不干预的（精英共识）资本主义制度，是赤裸裸、血淋淋的肥上瘦下，官商勾结，存在欺压者与被欺压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经济制度，配以政治上的行政主导（主宰?），基层市民许多时有冤无路诉，辛劳终日，不足以餬口及养妻活儿，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发表年度报告，指香港是全亚洲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城市，其坚尼系数高于0.4警戒线。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存在一百万的穷人，富亦何所贵？特首竟然视民意如浮云，施政上只重经济上的实效性，犹如中国传统的法家：刻薄寡恩，以吏为师。在民意的抗争下，却又惶恐的迫不得已，派些小恩小利如将生果金加至一干元，这些基本要求，也要人民愤怒抗争而得，足证其管治上已陷入进退失据之境，正因其管治没有人文精神文化作为基础。
刘兆佳先生作为香港知识份子的菁英与及一众政府官员，应好好读读儒家经典，严肃面对义利之辨与人禽之办。
（作者为香港政治研究学会主席。网址：http://www.hkspp.org）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8.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