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認為，當前許多人在討論有關問題如雷曼事件時，趨向非理性以及情緒化，他認為：「如果問題不是引起理性討論，去尋求解決辦法，反而觸發互相指摘，政治鬥爭，那就麻煩了。這樣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令外界以為香港出現不穩定的局面，香港無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樣對香港反而不利。」又說：「好多人蒙受損失的時候，要找人出來祭旗」（見《信報》頁10，二零零八年十月廿四日），言下之意即這樣才可平息事件，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似乎沒有政治問責這回事，政府官員不須為施政失當或政策失誤負任何政治責任。而政治「鬥爭」是不祥之事。筆者卻認為，若雷曼事件發生在歐美日等民主國家，早有官員要道歉下台了。
政治者何？群體生活中公共權力的爭奪也！而且這種爭奪往往是一種群鬥，鬥仁、鬥智、鬥勇、鬥力，甚至鬥錢，可以鬥的都要鬥，直至鬥出結果為止，即鬥到由那一群人最終奪得社會的大部分管治權力，這就叫做執政，這就是民主政治的根本義！當然在文明及真正實行民主的社會中，一切鬥爭，只能訴諸文鬥。但競爭性或鬥爭性卻是民主政治選舉的最基本遊戲規則。
政府者何？試用儒家思想以解釋之。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第十三）
政府是人民的僕人，政府對人民的責任是使人民富有起來，然後再施以道德教化。
《孟子．梁惠王上》亦有一段極有指導性意義的說話，孟子告齊宣王：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
一般老百姓，都是以恆產為恆心的基礎，亦即是與孔子一脈相承．富之才能教之的人道思想。
當代大儒唐君毅先生在人文精神的重建一書中說：「依儒家精神，政治與民主政治，與任何政治上之主義，都是次級概念，而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人間世界、人性（筆者加上人倫、人情、人道世界），才是高級概念」（頁207），意即政治經濟只是工具以成就人文世界，而政府亦當以人文精神指導政治經濟。所以人民上街遊行，憤怒抗議，人民（特別是一些弱勢群體如老人家成副身家被騙）有怨氣，被欺詐，政府怎能輕輕帶過？李鵬飛在今年七一遊行後，亦感慨地說見到那些老人家過着赤貧的生活，一大清早起來就要到處拾紙皮，三餐不繼，政府又於心何忍？（儒家說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正是這個意思）。
就基督徒而言，聖經中的最核心的道德觀是愛神愛人，進入社會要行公義，好憐憫，窮人有福音可聽，落實在社會政治行動中，是不惜與當權者對抗而站在弱勢社群那一邊，為弱勢社群爭取更公平合理的社會經濟資源的分配。
香港現行的積極不干預的（精英共識）資本主義制度，是赤裸裸、血淋淋的肥上瘦下，官商勾結，存在欺壓者與被欺壓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經濟制度，配以政治上的行政主導（主宰?），基層市民許多時有冤無路訴，辛勞終日，不足以餬口及養妻活兒，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發表年度報告，指香港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其堅尼系數高於0.4警戒線。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存在一百萬的窮人，富亦何所貴？特首竟然視民意如浮雲，施政上只重經濟上的實效性，猶如中國傳統的法家：刻薄寡恩，以吏為師。在民意的抗爭下，卻又惶恐的迫不得已，派些小恩小利如將生果金加至一干元，這些基本要求，也要人民憤怒抗爭而得，足證其管治上已陷入進退失據之境，正因其管治沒有人文精神文化作為基礎。
劉兆佳先生作為香港知識份子的菁英與及一眾政府官員，應好好讀讀儒家經典，嚴肅面對義利之辨與人禽之辦。
（作者為香港政治研究學會主席。網址：http://www.hkspp.org）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8.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