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前阵子在《南方都市报》登了一篇文章，名为〈真正美国人〉（可在《独立媒体》网站找到这篇文章），点出了美国部分保守派人士的重要问题。当中有一段点石成金的话：
「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道德错误不是社会的不公正，什至不是用人唯亲以权谋私，而是堕胎和同性恋……在这样的策略布局底下，总统选举选的其实不是什么政策上的分歧，而是你是不是美国人的问题。」
当然，除了堕胎和同性恋外，美国保守派人士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例如枪械自由、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等。但正如梁文道提到的，社会不公正？环保？战争？抢救经济？这些通通都可以不用理会。更严重的是，潜在的种族歧视，把奥巴马和民主党妖魔化为「非美国人」，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这样的思考有什么问题呢？试和前阵子台湾的选举比较一下。台湾每到选举时总有些台独分子出来喊话，以台独为投票的唯一（或最重要）标准，认为应该支持台湾建国独立，其他的诸如经济或贪污问题，可以通通不理。
台独分子和美国的保守分子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同样地，他们都以一两项的议题为投票的唯一标准，而且，他们也各自和一些基督教派扯上关系（如台湾的长老教会）。政治和教会走在一起，在美国以二○○四年的总统选举最为严重，今次选举稍有收歛迹象，但很多教会人士还是偏向支持共和党，反对民主党。看《纽约时报》的民意调查，当奥巴马在大多数的群体都领先时，基督教（特别是白人基督徒和常上教会的基督徒）却还是偏向麦凯恩的（例如《纽约时报》在十月廿四日做的民意调查图表，见该报网站。）。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受到那些堕胎或同性恋的道德议题的影响。
其实，单以这些议题而言，奥巴马和麦凯恩的分别并不如一般保守分子所描述的那样截然不同。像同性恋问题，他们两边阵营的立场其实是很相似的，也因此差不多成了在副总统辩论时双方唯一能取得共识的地方。而堕胎问题的分歧也可能不如想像中巨大（例如奥巴马在第三次总统辩论中提到，他也反对怀孕第三期的堕胎）。美国教会内的保守分子对民主党的抗拒，似是出于习非成是却没有深思熟虑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只有这样单一的标准，身为基督教便一定得支持共和党？我不是说不应该思考堕胎和同性恋的问题，更不是说不应该反对堕胎和同性恋。但当问题上升到将反对堕胎和同性恋视为世上唯一的道德标准，又加以引伸到政治选举之上，成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时，这又是否应该呢？
比方说，到现在还有不少保守的基要派分子把民主党人说成是不爱国，什至说奥巴马不是美国人！或许美国的右派保守分子并不介意活在一个没有同性恋没有堕胎的同时也没有环保没有社会公义的世界，但不幸地，他们的这个「天堂」恐怕也没有「非美国人」──说穿了就是只有白人（或白人至上）的世界。但对华人教会里的信徒而言，我们的双重身分（华人加信徒）岂不令得我们很悲哀？那些华人保守分子，为人家作嫁衣，但之后恐怕连进去的门儿都没有，因为他们不是「美国人」！对华人信徒而言，难道我们不用思考这个问题，便非得投票给共和党不可？
我不介意有人经过心思熟虑后，最终决定在众多的议题中选择了以堕胎和同性恋作为投票标准。但是，第一，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其他的道德标准也是道德标准。第二，也不能只以自己的道德标准来判定其他人都是不道德的，至少不能在没有论证支持下作出这样强的断语。第三，我们也要随时准备再思考自己的标准，看看有没有漏了些什么因素没有考虑。可惜的是，很多反堕胎反同性恋的人并没有这样的心思熟虑，却很多时都只是人云亦云而已。这是反堕胎反同性恋的人的不幸。
道德议题当然不会在政治选举里缺席，但同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而道德议题也可以有很多个，一场选举里不会只有一两个道德议题值得关注。如果真的要找些因素以决定投票取向的话，一些能覆盖多项议题的因素才是我们需要的准则。比方说，人权不单是重要的道德价值，而且其应用範围也广泛地覆盖着各项政治及公共政策，例如从基本的人身安全、自由民主、到各种经济和社会议题，例如基本工作需求、医疗、教育、文化等。如果从一些准则来衡量各项议题的话，人权准则可能正好是检验候选人的工具，让我们能投票选出最能维护人权的候选人。
从道德议题到政治选举，当中不会有一条非黑即白的公式。今年选举特别多，从台湾总统到香港立法会再到美国总统，我们看到了五花八门的选举。基督徒多参与社会事务固然是好事，但却不能只执着一两项道德议题便当成是政治选举投票取向的全部，更不应永远被单一政党「骑劫」了我们的选票。这个结论，当让所有主内肢体深思。
（寄自美国。作者为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政治哲学博士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