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前陣子在《南方都市報》登了一篇文章，名為〈真正美國人〉（可在《獨立媒體》網站找到這篇文章），點出了美國部分保守派人士的重要問題。當中有一段點石成金的話：
「對他們來說，最大的道德錯誤不是社會的不公正，甚至不是用人唯親以權謀私，而是墮胎和同性戀……在這樣的策略佈局底下，總統選舉選的其實不是甚麼政策上的分歧，而是你是不是美國人的問題。」
當然，除了墮胎和同性戀外，美國保守派人士還有一些其他的考慮，例如槍械自由、小政府和自由市場等。但正如梁文道提到的，社會不公正？環保？戰爭？搶救經濟？這些通通都可以不用理會。更嚴重的是，潛在的種族歧視，把奧巴馬和民主黨妖魔化為「非美國人」，卻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這樣的思考有甚麼問題呢？試和前陣子台灣的選舉比較一下。台灣每到選舉時總有些台獨分子出來喊話，以台獨為投票的唯一（或最重要）標準，認為應該支持台灣建國獨立，其他的諸如經濟或貪污問題，可以通通不理。
台獨分子和美國的保守分子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同樣地，他們都以一兩項的議題為投票的唯一標準，而且，他們也各自和一些基督教派扯上關係（如台灣的長老教會）。政治和教會走在一起，在美國以二○○四年的總統選舉最為嚴重，今次選舉稍有收歛跡象，但很多教會人士還是偏向支持共和黨，反對民主黨。看《紐約時報》的民意調查，當奧巴馬在大多數的群體都領先時，基督教（特別是白人基督徒和常上教會的基督徒）卻還是偏向麥凱恩的（例如《紐約時報》在十月廿四日做的民意調查圖表，見該報網站。）。究其原因，恐怕還是受到那些墮胎或同性戀的道德議題的影響。
其實，單以這些議題而言，奧巴馬和麥凱恩的分別並不如一般保守分子所描述的那樣截然不同。像同性戀問題，他們兩邊陣營的立場其實是很相似的，也因此差不多成了在副總統辯論時雙方唯一能取得共識的地方。而墮胎問題的分歧也可能不如想像中巨大（例如奧巴馬在第三次總統辯論中提到，他也反對懷孕第三期的墮胎）。美國教會內的保守分子對民主黨的抗拒，似是出於習非成是卻沒有深思熟慮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只有這樣單一的標準，身為基督教便一定得支持共和黨？我不是說不應該思考墮胎和同性戀的問題，更不是說不應該反對墮胎和同性戀。但當問題上升到將反對墮胎和同性戀視為世上唯一的道德標準，又加以引伸到政治選舉之上，成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時，這又是否應該呢？
比方說，到現在還有不少保守的基要派分子把民主黨人說成是不愛國，甚至說奧巴馬不是美國人！或許美國的右派保守分子並不介意活在一個沒有同性戀沒有墮胎的同時也沒有環保沒有社會公義的世界，但不幸地，他們的這個「天堂」恐怕也沒有「非美國人」──說穿了就是只有白人（或白人至上）的世界。但對華人教會裡的信徒而言，我們的雙重身分（華人加信徒）豈不令得我們很悲哀？那些華人保守分子，為人家作嫁衣，但之後恐怕連進去的門兒都沒有，因為他們不是「美國人」！對華人信徒而言，難道我們不用思考這個問題，便非得投票給共和黨不可？
我不介意有人經過心思熟慮後，最終決定在眾多的議題中選擇了以墮胎和同性戀作為投票標準。但是，第一，我們不能因此否定其他的道德標準也是道德標準。第二，也不能只以自己的道德標準來判定其他人都是不道德的，至少不能在沒有論證支持下作出這樣強的斷語。第三，我們也要隨時準備再思考自己的標準，看看有沒有漏了些甚麼因素沒有考慮。可惜的是，很多反墮胎反同性戀的人並沒有這樣的心思熟慮，卻很多時都只是人云亦云而已。這是反墮胎反同性戀的人的不幸。
道德議題當然不會在政治選舉裡缺席，但同時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而道德議題也可以有很多個，一場選舉裡不會只有一兩個道德議題值得關注。如果真的要找些因素以決定投票取向的話，一些能覆蓋多項議題的因素才是我們需要的準則。比方說，人權不單是重要的道德價值，而且其應用範圍也廣泛地覆蓋著各項政治及公共政策，例如從基本的人身安全、自由民主、到各種經濟和社會議題，例如基本工作需求、醫療、教育、文化等。如果從一些準則來衡量各項議題的話，人權準則可能正好是檢驗候選人的工具，讓我們能投票選出最能維護人權的候選人。
從道德議題到政治選舉，當中不會有一條非黑即白的公式。今年選舉特別多，從台灣總統到香港立法會再到美國總統，我們看到了五花八門的選舉。基督徒多參與社會事務固然是好事，但卻不能只執著一兩項道德議題便當成是政治選舉投票取向的全部，更不應永遠被單一政黨「騎劫」了我們的選票。這個結論，當讓所有主內肢體深思。
（寄自美國。作者為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政治哲學博士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