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关浩然传道对我〈中秋节谈《家好月圆》〉（第1098期）一文友善、及时和细心的回应。我愿意相信关传道不是想单单用一个「回应口径」来以正视听、宣示性文化学会的官方立场，以抵销我批评的冲击。假如维护家庭的阵营当中有多些像关传道这样的「和平之子」，他们自然不会觉得有很多人「不断批评」他们。
关传道的文章跟过往我看过的（例如关启文博士回应杜振豪那篇）最不同的地方，是他对批评意见的尊重，这是任何对话的基础。假如我们进入对话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说服对方自己是对、对方是错，我们永远不能从对方身上学到任何新的东西。更等而下之、自说自话的所谓「沟通」方式就只一心想说服自己对方是错的、以证明自己是对。这些为求在争辩中「攞尽分数」（point scoring）的心态和技俩我们已经见识得多了，读书人常常就给人这种好辩的印象。
关传道能够不急于以点数击倒对手，不将批评者有力的论点据为己有，他什至很大程度上认同我的观点、采纳我的语言，承认现实家庭的悲怆性。我尤其感激关传道没有质疑我同样关心如何维护家庭，于是从今之后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我们的分歧是主内肢体之间的信仰反思，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方式才是「恰当」（fitting）地表达和体现基督徒对家庭的关切？我们的立场视点存在差异，但不是道德和不道德的较量，更不是真基督徒和不信派的敌我矛盾，而是信仰探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过程中不同体会的互相切磋。
我印象中这是头一次维护家庭诸君在回应别人批评的时候能如此不带着「弱者情结」、不自我防卫、不将异见者视为非我族类，这几乎是「破天荒」的！我期许这种姿态能够持续。中国人讲的求同存异，是爱与诚的功课，是自我批判的锻炼，也是人格的考验。只有对话才能发现彼此的分歧到底哪些可以互相调和、哪些不可，也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共识和建立合一。
一、先求同
我会说我和关传道的共识是：基督徒应该关顾所有健全或不健全、正常或不正常的家庭，既不抬高前者、歧视后者，也不对「个别家庭指手划脚」。这看似一小步，但其实是一大步！我殷切期望日后维护家庭诸君的言论要贯彻这种包容，否则会无意中对人造成伤害，或为自己招至不必要的误解。
但我不知道关传道会否同意我进一步说，对家庭的支援不一定要与反对同性恋挂钩，尤其不可将反对同性恋变成维护家庭的唯一手段。关传道的文章是我第一次看到维护家庭的论述不必牵扯到同性恋问题上，虽然他仍然坚持要「支援一夫一妻的制度和文化」，但我从来不认为令同性恋者获得法律上更公平的对待（更公平的对待不等于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必然地危害一夫一妻的制度和文化。
假如整个维护家庭的运动仍然被人引导到反同性恋的单一议题，或反同性恋成为动员基督徒去关顾家庭的口号，这是不分轻重、本末倒置的，我会继续反对这种形式的维护家庭。这也带出关传道和我真正的分歧在于手段与目标的恰当性（appropriateness）。
二、后存异
关传道说：
假如社会上有大量学生留班重读，那又岂能说：「因为留班重读是教育制度容许的，所以不能由留班重读数字反映教育制度出了问题」呢？同理，当我们看到离异的夫妻数目不断上升，我们也不能因再婚的数字同样上升（显示婚姻继续有市场）而忽视婚姻制度已亮起警号。
以反驳我说：
关启文博士代表维护家庭人士说他们要维护婚姻的「制度」，但离婚根本是婚姻制度本身所容许的，为何离婚率上升就代表婚姻制度的败坏？他只看到离婚率上升，却看不到再婚的数字同样增加（当中包括不少男女双方都是再婚的），一般人真的对婚姻制度完全失去信心？
普通人都会说太多学生留班重读代表教育制度的失败，但这是与现代教育理念脱节、很「落后」的观念。首先，现实上我们要明白教育制度本身是个必然制造失败者的竞争和淘汰制度，无论太少人留班、抑或太多人留班都是教育政策制订者不愿见的。（何谓「太多」或「太少」关乎政治角力，有时被形容为政府的失败，有时被形容为学校的失败，有时被形容为学生的失败。）天下间没有一个不令人留班的教育制度，没有一个尽量避免人留班的教育制度，避免人留班的教育制度也不是好制度。身为家长的关传道跟其他父母一样，以为留班是一件坏事，什至是对孩子的惩罚，是应该避免的恶。但他不知道原来留班对追不上功课的学生是好事，有家长什至主动要求子女留班、争取留班的宝贵机会。暑假那段日子大家可能听过电台揭发不少中学不准学生留班、又不准升班、想方设法逼他们退学的事件，当中还包括一些教会学校。不容许人留班（或严格限制留班配额）的教育制度是很坏的制度！尽量减少人留班的制度实然上既不存在、也不会是一般家长、当权者或资本家欢迎的「好」制度！
人生中很多过程是不能优化（optimised）或避免错误、失败和伤害的。我不明白关传道为何不明白人生必须从错误中学习成长，教育制度必须要让孩子犯错，为孩子提供一个有充足支援的环境让他们放心安全地去犯错，一个尽量避免孩子犯错的教育制度就是窒息学习机会的制度。（请看我第899期的〈新高中学制与课程改革的神学反思〉一文。）社会也一样需要容纳婚姻失败的人。
教育和婚姻的比较虽是隐喻（metaphorical）、而非比喻（analogical）的关系，但仍能反映生命际遇当中有很多人为和非人为的、可控制和不可控制的因素交错。读书学习没有捷径，不能填鸭；婚姻也没有速成补习班，更没有预防疫苗，很多时真的不到问题浮现，夫妇根本不知问题存在。我还未见过有什么婚前的装备可以提高婚姻的成功率。现在绝大部分基督徒都会（自愿或被逼）接受婚前辅导，婚后很多又可以参加夫妇小组，基督徒的离婚率却不见得比其他人低、婚外情比人少。谁有资格说自己是夫妇相处之道的专家？
基督信仰正正让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人生的主宰；相反，以为我们可以自力行善（或消除悲剧）是一种自义！没有悲剧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没有悲剧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我和关传道的分歧在于：「什么」是家庭悲剧、什么家庭悲剧「应该」避免、什么「可以」避免、「怎样」避免？在这些基础问题上我和他暂时难以有共识。因为关传道认为：
我们认为家庭问题有各种因素（有宏观结构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既然一些因素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如社会的宏观结构），那我们就尽一己绵力，就着能改变的因素（保护优良的制度、更新家庭的文化），去尽量减少家庭问题的出现。
关传道这种无论如何做点事、好歹救些人的想法，我是可以谅解的。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分辨什么是人力可以改变的、什么不可改变！而关传道继续说：「若有更多人肯为看守家庭而多走一里，为家庭与社会的下一代多设想一下，已可阻止不少苦痛的出现。」我不能不指出这是太天真、太理所当然、太口号化。希望更多人关注家庭是我赞同的，问题是我们带领信徒去关注什么、怎样关注。
如果道德宣讲、道德教育可以提升人的道德行为，基督徒为何却没有在社会里成为别人的道德典範？如果道德讲得越多，社会越多好人，我们就不会有赛德在《丢人现眼的福音派》（Ronald Sider,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Conscience）描述的现象。关注家庭问题、加强家庭教育真的就可以减少不幸福的家庭？强调某一套家庭价值或理念的宣传教育会否变成实质的或无形的压逼什至歧视（包括自我歧视）？关传道辩护说性文化学会里也有来自「不健全美满」家庭的成员，他们「往往更看到一个健康家庭的重要性」，这是一种「正常化」（normalisation）逻辑的恶性循环。来自不美满家庭的人不因他们曾失去过，就更有资格知道什么才可「补偿」、什么才是成就健康家庭的条件；一如来自美满的家庭，反而不明白其他不美满家庭的人可以幸福。
像传福音一样，有时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将福音讲得更动听、更响亮、更切入人心、更多人去讲（什至每个基督徒都去讲），就会有更多人听、更多人信。但改变人心的是神的灵和神的恩典。李耀全牧师在第1099期有一篇〈史霍华：教牧辅导与教牧神学结合的典範〉，史霍华（Howard Stone）提出「宣讲」和「关怀」不可分割，而且往往宣讲先要建基于关怀。我和关传道的分歧是我认为他们太重宣讲（打性文化战争、一面唱好一夫一妻制、一面发掘它岌岌可危的证据），到一个地步他们的宣讲会阻碍他们或其他人去关怀一个个活生生面对家庭问题的人。什至他们的宣讲、动员、介入会否已经有意或无意间伤害了一些家庭？宣讲和关怀原本是互不排斥的，而且关怀更不是道德中立的。我毫不怀疑关传道在他的牧养关怀里面，他能够结合信仰道德的坚持，但又拥抱在「经营家庭」（doing family）这个事业中犯错、犯罪、彻底失败的人。我怀疑的是他们的性文化论述对教会（和社会）的关顾工作是有益、还是有害？会否适得其反？最后我们又回到策略的恰当性问题。
三、再向前
关传道最后说：
不断批评我们的诸君，谢谢妳们的鞭策，但究竟妳们认为应如何减轻现在的家庭问题，我们又应作什么呢？假若大家都能提一些具体意见和方案，再一同实行，那对我们的社会可能有更大裨益。
这是容易令人觉得不负责任的讲法，像当权派打发异见者的口吻：「妳们有破坏、无建设，立即收声，不要妨碍我们有益、有意义的事工」。我批评你维护家庭的手法不恰当，不表示我一定要反建议一些有效的手法，我的批评方能成立。况且你还未论证你维护家庭的手法最恰当。再者，我根本可以不认同你「减轻家庭问题」此目标，我就没有责任建议更好的方法，别忘记我们还未就何谓「家庭问题」和「什么是可减少的家庭问题」有共识。
问题出于关传道既承认：「其实没有人能保证什么」，没有人能保证美好的婚姻，或减少问题家庭的出现，却同时好像非要做点事让自己好过些不可，选择以支持家庭「制度」作为替代目标：
在家庭问题上，我们认为支援一夫一妻的制度和文化还是对社会和孩子最好，也不能因为问题有复杂性就漠视现已相当严重的家庭危机，因此才努力发一点声。
这个利用动员、宣讲、监察传媒来维护家庭制度、倡导家庭价值，而非直接帮助关顾有问题家庭的策略最少有三个前设：（1）家庭制度正被性解放人士、同性恋者、离婚者、再婚者等破坏；（2）性文化学会心目中的家庭制度是最值得保存的家庭制度（也是现存受破坏的制度）；（3）保卫家庭制度最终会有助减少问题家庭或家庭问题。
上面每一个假设都可以商榷，而性文化学会诸位的「努力发一点声」都是集中在（1）和（2），但所提出的证据和论点却一直未能服众，起码他们选择性地铺陈的数据令不少有社会和人文科学训练的弟兄姊妹有保留。为什么我们要「支持」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短暂生命、而且不一定完美的一夫一妻、核心家庭制度（尤其如果家庭制度已经崩溃的预言属实）？我不是说要去主动推翻这个制度，我只是还看不到「维护」它代表要主动做些什么？公审抛弃糟糠的负心男？小学德育课本用奸夫淫妇Jo饱和红姨做封面？我们是否想沦落到好像美国福音派一样押注在核心家庭价值，视之与基督信仰共存亡，然后自己又不断爆出性失德的丑闻？为什么不先批判性地检视核心家庭的价值，然后才决定什么值得保留维护、什么需要革除废弃？没有这种历史深度的反省，性文化论述只不过是用学术词语包装、但内里空洞的道德反刍。将婚姻失败归咎于性开放的文化是种未经验证、懒惰的还原解释，有婚外情的人不一定是性开放的人，做第三者的也未必不知道婚外情是错。
对于（3）我看不到性文化学会提出过任何有力的理据，而且所谓维护家庭婚姻制度，原来又是回到意识型态争战，逐一改变人心以改变社会，正是不少美国福音派神学家（包括赛德）开始批评的福音派道德思维。性文化学会口中的「制度」问题其实将罪看得非常「个人化」和道德化，没有触及社会上结构性的罪令问题家庭得不到应有的帮助。
性文化学会有不少有识之士，其实应该组织起教会内外的人才在香港进行一点实证研究，找出一些社会科学站得住脚而有用的数据，从而指示出支援家庭的合适的政策建议，方才符合基督徒知识份子的本分。这是教内例如张国栋弟兄等不断鼓吹，并愿意投身协助的事工，可惜性文化学会诸位对此「建设性」的具体意见置若罔闻。
如果要附带具体、可行、有益的方案，方有发言权，我便姑且谈谈如何更有效帮助有问题的家庭。
假如我们最后发现家庭制度没有受威胁，整个维护家庭制度的运动便成为子虚乌有，浪费了大家的精力。为何舍近取远？为什么关传道认为结构性的因素（包括贫穷对家庭和孩子的祸害）不可改变？为何不直接先关顾支援有问题的家庭？是否因为问题家庭太多，所以就不做：
不过，难道凭着我们几个机构就能协助数以万计有需要的家庭吗？香港现在需要的是市民、民间团体和政府的通力合作，去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为什么我们清楚见到一个个的家庭有病的时候，还在高谈阔论预防胜于治疗？支援有问题家庭必须先倡导某一套家庭价值来号召群众吗？为什么民间团体不先放下成见，共同向政府和雇主争取制订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和家庭友善的政策（family-friendly policy）？首先，教会需要最起码由自己做起，为问题家庭（无论教会内外的）提供更多的关怀接纳、更实质的支援。
我会说捍卫家庭制度作为维护家庭的介入点是抽象的、务虚的，而且是错误聚焦。而我的建议是实质和具体的，但一定不是圆满。每当我们主张任何介入行动都必须谨慎从事，反覆辩证手段和目标的正当性，且要细心聆听批评的意见。所以我同时担心「维护家庭」的任务应由谁来负责？应否动用政府的资源、政策、法规在背后支撑？谁来制定「维护家庭」的价值内容？（例如为什么为异性恋大多数而设的「家庭教育」总扯到同性恋问题？）「维护家庭」的代价、副作用、反效果会是什么？家庭这个非常私人的範围（可能是现代社会里最后的私人领域）我们想有多少外来的干预？我们是否可以容忍家庭未出现问题时被「干预」，到家庭有问题时「支援」却不出现？
解放神学家主张实质行动（praxis）不能没有必要的自我批判，作为主内弟兄姊妹，我们可否一同进行这种思与行的互动？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8.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