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關浩然傳道對我〈中秋節談《家好月圓》〉（第1098期）一文友善、及時和細心的回應。我願意相信關傳道不是想單單用一個「回應口徑」來以正視聽、宣示性文化學會的官方立場，以抵銷我批評的衝擊。假如維護家庭的陣營當中有多些像關傳道這樣的「和平之子」，他們自然不會覺得有很多人「不斷批評」他們。
關傳道的文章跟過往我看過的（例如關啟文博士回應杜振豪那篇）最不同的地方，是他對批評意見的尊重，這是任何對話的基礎。假如我們進入對話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說服對方自己是對、對方是錯，我們永遠不能從對方身上學到任何新的東西。更等而下之、自說自話的所謂「溝通」方式就只一心想說服自己對方是錯的、以證明自己是對。這些為求在爭辯中「攞盡分數」（point scoring）的心態和技倆我們已經見識得多了，讀書人常常就給人這種好辯的印象。
關傳道能夠不急於以點數擊倒對手，不將批評者有力的論點據為己有，他甚至很大程度上認同我的觀點、採納我的語言，承認現實家庭的悲愴性。我尤其感激關傳道沒有質疑我同樣關心如何維護家庭，於是從今之後我們可以毫不含糊地說，我們的分歧是主內肢體之間的信仰反思，我們要討論的是：甚麼方式才是「恰當」（fitting）地表達和體現基督徒對家庭的關切？我們的立場視點存在差異，但不是道德和不道德的較量，更不是真基督徒和不信派的敵我矛盾，而是信仰探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過程中不同體會的互相切磋。
我印象中這是頭一次維護家庭諸君在回應別人批評的時候能如此不帶著「弱者情結」、不自我防衛、不將異見者視為非我族類，這幾乎是「破天荒」的！我期許這種姿態能夠持續。中國人講的求同存異，是愛與誠的功課，是自我批判的鍛鍊，也是人格的考驗。只有對話才能發現彼此的分歧到底哪些可以互相調和、哪些不可，也只有這樣才能尋找共識和建立合一。
一、先求同
我會說我和關傳道的共識是：基督徒應該關顧所有健全或不健全、正常或不正常的家庭，既不抬高前者、歧視後者，也不對「個別家庭指手劃腳」。這看似一小步，但其實是一大步！我殷切期望日後維護家庭諸君的言論要貫徹這種包容，否則會無意中對人造成傷害，或為自己招至不必要的誤解。
但我不知道關傳道會否同意我進一步說，對家庭的支援不一定要與反對同性戀掛鉤，尤其不可將反對同性戀變成維護家庭的唯一手段。關傳道的文章是我第一次看到維護家庭的論述不必牽扯到同性戀問題上，雖然他仍然堅持要「支援一夫一妻的制度和文化」，但我從來不認為令同性戀者獲得法律上更公平的對待（更公平的對待不等於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必然地危害一夫一妻的制度和文化。
假如整個維護家庭的運動仍然被人引導到反同性戀的單一議題，或反同性戀成為動員基督徒去關顧家庭的口號，這是不分輕重、本末倒置的，我會繼續反對這種形式的維護家庭。這也帶出關傳道和我真正的分歧在於手段與目標的恰當性（appropriateness）。
二、後存異
關傳道說：
假如社會上有大量學生留班重讀，那又豈能說：「因為留班重讀是教育制度容許的，所以不能由留班重讀數字反映教育制度出了問題」呢？同理，當我們看到離異的夫妻數目不斷上升，我們也不能因再婚的數字同樣上升（顯示婚姻繼續有市場）而忽視婚姻制度已亮起警號。
以反駁我說：
關啟文博士代表維護家庭人士說他們要維護婚姻的「制度」，但離婚根本是婚姻制度本身所容許的，為何離婚率上升就代表婚姻制度的敗壞？他只看到離婚率上升，卻看不到再婚的數字同樣增加（當中包括不少男女雙方都是再婚的），一般人真的對婚姻制度完全失去信心？
普通人都會說太多學生留班重讀代表教育制度的失敗，但這是與現代教育理念脫節、很「落後」的觀念。首先，現實上我們要明白教育制度本身是個必然製造失敗者的競爭和淘汰制度，無論太少人留班、抑或太多人留班都是教育政策制訂者不願見的。（何謂「太多」或「太少」關乎政治角力，有時被形容為政府的失敗，有時被形容為學校的失敗，有時被形容為學生的失敗。）天下間沒有一個不令人留班的教育制度，沒有一個盡量避免人留班的教育制度，避免人留班的教育制度也不是好制度。身為家長的關傳道跟其他父母一樣，以為留班是一件壞事，甚至是對孩子的懲罰，是應該避免的惡。但他不知道原來留班對追不上功課的學生是好事，有家長甚至主動要求子女留班、爭取留班的寶貴機會。暑假那段日子大家可能聽過電台揭發不少中學不准學生留班、又不准升班、想方設法逼他們退學的事件，當中還包括一些教會學校。不容許人留班（或嚴格限制留班配額）的教育制度是很壞的制度！盡量減少人留班的制度實然上既不存在、也不會是一般家長、當權者或資本家歡迎的「好」制度！
人生中很多過程是不能優化（optimised）或避免錯誤、失敗和傷害的。我不明白關傳道為何不明白人生必須從錯誤中學習成長，教育制度必須要讓孩子犯錯，為孩子提供一個有充足支援的環境讓他們放心安全地去犯錯，一個盡量避免孩子犯錯的教育制度就是窒息學習機會的制度。（請看我第899期的〈新高中學制與課程改革的神學反思〉一文。）社會也一樣需要容納婚姻失敗的人。
教育和婚姻的比較雖是隱喻（metaphorical）、而非比喻（analogical）的關係，但仍能反映生命際遇當中有很多人為和非人為的、可控制和不可控制的因素交錯。讀書學習沒有捷徑，不能填鴨；婚姻也沒有速成補習班，更沒有預防疫苗，很多時真的不到問題浮現，夫婦根本不知問題存在。我還未見過有甚麼婚前的裝備可以提高婚姻的成功率。現在絕大部分基督徒都會（自願或被逼）接受婚前輔導，婚後很多又可以參加夫婦小組，基督徒的離婚率卻不見得比其他人低、婚外情比人少。誰有資格說自己是夫婦相處之道的專家？
基督信仰正正讓我們知道自己不是人生的主宰；相反，以為我們可以自力行善（或消除悲劇）是一種自義！沒有悲劇的人生是怎樣的人生？沒有悲劇的世界是怎樣的世界？我和關傳道的分歧在於：「甚麼」是家庭悲劇、甚麼家庭悲劇「應該」避免、甚麼「可以」避免、「怎樣」避免？在這些基礎問題上我和他暫時難以有共識。因為關傳道認為：
我們認為家庭問題有各種因素（有宏觀結構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和個人因素），既然一些因素是我們不能控制的（如社會的宏觀結構），那我們就盡一己綿力，就著能改變的因素（保護優良的制度、更新家庭的文化），去盡量減少家庭問題的出現。
關傳道這種無論如何做點事、好歹救些人的想法，我是可以諒解的。可惜我們沒有足夠的智慧去分辨甚麼是人力可以改變的、甚麼不可改變！而關傳道繼續說：「若有更多人肯為看守家庭而多走一里，為家庭與社會的下一代多設想一下，已可阻止不少苦痛的出現。」我不能不指出這是太天真、太理所當然、太口號化。希望更多人關注家庭是我贊同的，問題是我們帶領信徒去關注甚麼、怎樣關注。
如果道德宣講、道德教育可以提升人的道德行為，基督徒為何卻沒有在社會裡成為別人的道德典範？如果道德講得越多，社會越多好人，我們就不會有賽德在《丟人現眼的福音派》（Ronald Sider,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Conscience）描述的現象。關注家庭問題、加強家庭教育真的就可以減少不幸福的家庭？強調某一套家庭價值或理念的宣傳教育會否變成實質的或無形的壓逼甚至歧視（包括自我歧視）？關傳道辯護說性文化學會裡也有來自「不健全美滿」家庭的成員，他們「往往更看到一個健康家庭的重要性」，這是一種「正常化」（normalisation）邏輯的惡性循環。來自不美滿家庭的人不因他們曾失去過，就更有資格知道甚麼才可「補償」、甚麼才是成就健康家庭的條件；一如來自美滿的家庭，反而不明白其他不美滿家庭的人可以幸福。
像傳福音一樣，有時我們以為只要我們將福音講得更動聽、更響亮、更切入人心、更多人去講（甚至每個基督徒都去講），就會有更多人聽、更多人信。但改變人心的是神的靈和神的恩典。李耀全牧師在第1099期有一篇〈史霍華：教牧輔導與教牧神學結合的典範〉，史霍華（Howard Stone）提出「宣講」和「關懷」不可分割，而且往往宣講先要建基於關懷。我和關傳道的分歧是我認為他們太重宣講（打性文化戰爭、一面唱好一夫一妻制、一面發掘它岌岌可危的證據），到一個地步他們的宣講會阻礙他們或其他人去關懷一個個活生生面對家庭問題的人。甚至他們的宣講、動員、介入會否已經有意或無意間傷害了一些家庭？宣講和關懷原本是互不排斥的，而且關懷更不是道德中立的。我毫不懷疑關傳道在他的牧養關懷裡面，他能夠結合信仰道德的堅持，但又擁抱在「經營家庭」（doing family）這個事業中犯錯、犯罪、徹底失敗的人。我懷疑的是他們的性文化論述對教會（和社會）的關顧工作是有益、還是有害？會否適得其反？最後我們又回到策略的恰當性問題。
三、再向前
關傳道最後說：
不斷批評我們的諸君，謝謝妳們的鞭策，但究竟妳們認為應如何減輕現在的家庭問題，我們又應作甚麼呢？假若大家都能提一些具體意見和方案，再一同實行，那對我們的社會可能有更大裨益。
這是容易令人覺得不負責任的講法，像當權派打發異見者的口吻：「妳們有破壞、無建設，立即收聲，不要妨礙我們有益、有意義的事工」。我批評你維護家庭的手法不恰當，不表示我一定要反建議一些有效的手法，我的批評方能成立。況且你還未論證你維護家庭的手法最恰當。再者，我根本可以不認同你「減輕家庭問題」此目標，我就沒有責任建議更好的方法，別忘記我們還未就何謂「家庭問題」和「甚麼是可減少的家庭問題」有共識。
問題出於關傳道既承認：「其實沒有人能保證甚麼」，沒有人能保證美好的婚姻，或減少問題家庭的出現，卻同時好像非要做點事讓自己好過些不可，選擇以支持家庭「制度」作為替代目標：
在家庭問題上，我們認為支援一夫一妻的制度和文化還是對社會和孩子最好，也不能因為問題有複雜性就漠視現已相當嚴重的家庭危機，因此才努力發一點聲。
這個利用動員、宣講、監察傳媒來維護家庭制度、倡導家庭價值，而非直接幫助關顧有問題家庭的策略最少有三個前設：（1）家庭制度正被性解放人士、同性戀者、離婚者、再婚者等破壞；（2）性文化學會心目中的家庭制度是最值得保存的家庭制度（也是現存受破壞的制度）；（3）保衛家庭制度最終會有助減少問題家庭或家庭問題。
上面每一個假設都可以商榷，而性文化學會諸位的「努力發一點聲」都是集中在（1）和（2），但所提出的證據和論點卻一直未能服眾，起碼他們選擇性地鋪陳的數據令不少有社會和人文科學訓練的弟兄姊妹有保留。為甚麼我們要「支持」一個在人類歷史上只有短暫生命、而且不一定完美的一夫一妻、核心家庭制度（尤其如果家庭制度已經崩潰的預言屬實）？我不是說要去主動推翻這個制度，我只是還看不到「維護」它代表要主動做些甚麼？公審拋棄糟糠的負心男？小學德育課本用姦夫淫婦Jo飽和紅姨做封面？我們是否想淪落到好像美國福音派一樣押注在核心家庭價值，視之與基督信仰共存亡，然後自己又不斷爆出性失德的醜聞？為甚麼不先批判性地檢視核心家庭的價值，然後才決定甚麼值得保留維護、甚麼需要革除廢棄？沒有這種歷史深度的反省，性文化論述只不過是用學術詞語包裝、但內裡空洞的道德反芻。將婚姻失敗歸咎於性開放的文化是種未經驗證、懶惰的還原解釋，有婚外情的人不一定是性開放的人，做第三者的也未必不知道婚外情是錯。
對於（3）我看不到性文化學會提出過任何有力的理據，而且所謂維護家庭婚姻制度，原來又是回到意識型態爭戰，逐一改變人心以改變社會，正是不少美國福音派神學家（包括賽德）開始批評的福音派道德思維。性文化學會口中的「制度」問題其實將罪看得非常「個人化」和道德化，沒有觸及社會上結構性的罪令問題家庭得不到應有的幫助。
性文化學會有不少有識之士，其實應該組織起教會內外的人才在香港進行一點實證研究，找出一些社會科學站得住腳而有用的數據，從而指示出支援家庭的合適的政策建議，方才符合基督徒知識份子的本分。這是教內例如張國棟弟兄等不斷鼓吹，並願意投身協助的事工，可惜性文化學會諸位對此「建設性」的具體意見置若罔聞。
如果要附帶具體、可行、有益的方案，方有發言權，我便姑且談談如何更有效幫助有問題的家庭。
假如我們最後發現家庭制度沒有受威脅，整個維護家庭制度的運動便成為子虛烏有，浪費了大家的精力。為何捨近取遠？為甚麼關傳道認為結構性的因素（包括貧窮對家庭和孩子的禍害）不可改變？為何不直接先關顧支援有問題的家庭？是否因為問題家庭太多，所以就不做：
不過，難道憑著我們幾個機構就能協助數以萬計有需要的家庭嗎？香港現在需要的是市民、民間團體和政府的通力合作，去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為甚麼我們清楚見到一個個的家庭有病的時候，還在高談闊論預防勝於治療？支援有問題家庭必須先倡導某一套家庭價值來號召群眾嗎？為甚麼民間團體不先放下成見，共同向政府和雇主爭取制訂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和家庭友善的政策（family-friendly policy）？首先，教會需要最起碼由自己做起，為問題家庭（無論教會內外的）提供更多的關懷接納、更實質的支援。
我會說捍衛家庭制度作為維護家庭的介入點是抽象的、務虛的，而且是錯誤聚焦。而我的建議是實質和具體的，但一定不是圓滿。每當我們主張任何介入行動都必須謹慎從事，反覆辯證手段和目標的正當性，且要細心聆聽批評的意見。所以我同時擔心「維護家庭」的任務應由誰來負責？應否動用政府的資源、政策、法規在背後支撐？誰來制定「維護家庭」的價值內容？（例如為甚麼為異性戀大多數而設的「家庭教育」總扯到同性戀問題？）「維護家庭」的代價、副作用、反效果會是甚麼？家庭這個非常私人的範圍（可能是現代社會裡最後的私人領域）我們想有多少外來的干預？我們是否可以容忍家庭未出現問題時被「干預」，到家庭有問題時「支援」卻不出現？
解放神學家主張實質行動（praxis）不能沒有必要的自我批判，作為主內弟兄姊妹，我們可否一同進行這種思與行的互動？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8.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