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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岗崇光教授（图中持帽者）跟一众与会者留影。 |
承蒙韩国圣经公会的邀请，今年联合圣经公会亚太区的年度会议在韩国首尔的韩国圣经公会礼宾馆举行（六月九至十三日）。除了有各同工汇报自己的工作和发表专文，我们特别请来村岗崇光教授（Prof. Takamitsu Muraoka）作为讲员。村岗教授当时身在上海讲学，他专程抽空飞到首尔，在我们当中主讲三个早上。这是因为他对亚洲人的情怀。
村岗教授生于四十年代的日本广岛，父亲是当时日本帝国军队的军官，曾驻守南京。他先后在英国曼彻斯特（Manchester）大学和荷兰莱顿（Leiden）大学任教，是当今的顶尖级圣经学者，以研究圣经希伯来文和《七十士译本》驰名，精通多国语言。村岗教授身材矮小，但却甘愿肩负起整个日本民族的罪行。
教授的演讲固然精彩，但最令每位同工敬佩和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演讲前的表白：「在我还未是一个学者之先，我也是一个人。」（"Before I became a scholar, I was also a human being."）
村岗教授和太太大约于十五年前开始严肃地反思中日战争。他们阅读很多有关的历史和见证者撰写的书籍。但愈是反思，就愈觉得悲痛、沮丧以至愤怒，同时也对无数受害者、他们的亲属的心情感同身受。作为一个日本人，他为这些中国人所遭受的痛苦感到难过，更为「我的国家自此以后应当做而迄今还未做的事感到羞耻。」
作为一个日本人，村岗教授觉得不能对这些事无动于衷。于是，五年前，正当六十五岁的他从荷兰莱顿大学的教授职位退休，他决定要在每年花至少五周时间，作为志愿者在各个曾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教授他的专长。他从南韩开始，随之是印尼、新加坡以及菲律宾，两年前来过香港。明年他还要去台湾教授七个星期。他说，今年他在中国，是尝试去医治创伤、增进沟通，并且与大家分享他可能给予大家的帮助。
最后，村岗教授说：「自从太平洋战争以来，日本人不断呼喊：『不要再有广岛！』然而，除非日本人学会大声呼喊『不再有南京』，否则，这呼喊是不会被世人听到的。」像村岗教授这样有良知的日本人，我们在传媒上也接触过不少，但像他这样有学识的学者、基督徒，并愿意用行动来承担自己民族的恶行，我还是第一次接触。
在他发言后，有同工作出回应，包括笔者。我被教授的表白深深打动了。在殖民成长，加上中学后到海外升学，自少就没有太多中国情，有的也许就是一种「应该」而已。直至十五年前我有机会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到那些照片，那些无人性的日军剖开孕妇的肚腹，又把刚出生的婴孩活生生的刺死……，这种本来与我无关的苦难既复苏了潜伏在心里的中国情，亦激起对日本民族的恨。我对村岗教授说：「但今天，你的表白把我对日本人的恨划上一个句号。我为日本民族感恩，竟然有你一位勇敢和愿意承担的基督徒。」（我对小儿分享这次经历时，他还恭喜我呢！）
翌日，村岗崇光教授和太太与我共晋早餐，有分享和祷告。教授希望我为他祷告，在他有生之年，求上主能借着他微薄之力，激起日本人和日本政府正视二战的罪行，使他能堂堂正正做一个「日本人」的后裔，而不是「日本鬼子」的后裔。在我们的倾谈中，我发现，村岗崇光教授和笔者的经历是相似的：民族的苦难激起了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情怀，从本来是「邪恶的他们」或「不幸的他们」变成了「羞愧的我们」或「苦难中的我们」。就这样，村岗崇光教授和本人也就在这苦难中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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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仰的内容是很有历史感的。我们阅读或宣讲旧约以色列人历史的事迹，我们都认同那不只是「他们」的历史，而是在犹太──基督信仰（Judeo-Christian faith）中「我们」的历史。但其实那只反映我们在圣经正典框架上非不得已的诠释义务，不然，我们的信仰就变得像马吉安了。（马吉安活泼于二世纪中叶，他认为整个希伯来圣经的教导都是过去，完全没有价值的；他被当时主流教会认定为是异端。）惟有保罗的「在基督里」，彻底地把这个「我们」变得跨文化。
近代的中国教会是充满苦难的，但同样，中国教会是很有福气的一群。我因工作到访的地方都是较落后，如越南、老挝和南太平洋的岛屿国家，几乎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当地的同工和教会领袖都显得非常关心中国教会的近况。中国教会的苦难打动了很多海外（外籍）教会的爱心，让他们愿意在「基督里」作出承担：在祷告、在金钱、在行动上，他们都把「基督里」的爱见证出来了。与这些海外教会相比，华人教会对「跨文化的『基督里』触觉」是较薄弱的。四川大地震中有很多教会倒塌，香港教会慷慨捐款，那固然是美事，但那是理所当然的事！缅甸风灾，同样有数以千计教会倒塌，香港教会若能同样参与，那就能进一步实践「在基督里」的承担了。
村岗崇光教授对亚洲人民的承担和关爱，不只是人性的应有表现，而是因为他与我们同有一位公义和饶恕人的主在各人的心里。
（作者为联合圣经公会亚太区翻译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