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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崗崇光教授（圖中持帽者）跟一眾與會者留影。 |
承蒙韓國聖經公會的邀請，今年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的年度會議在韓國首爾的韓國聖經公會禮賓館舉行（六月九至十三日）。除了有各同工匯報自己的工作和發表專文，我們特別請來村崗崇光教授（Prof. Takamitsu Muraoka）作為講員。村崗教授當時身在上海講學，他專程抽空飛到首爾，在我們當中主講三個早上。這是因為他對亞洲人的情懷。
村崗教授生於四十年代的日本廣島，父親是當時日本帝國軍隊的軍官，曾駐守南京。他先後在英國曼徹斯特（Manchester）大學和荷蘭萊頓（Leiden）大學任教，是當今的頂尖級聖經學者，以研究聖經希伯來文和《七十士譯本》馳名，精通多國語言。村崗教授身材矮小，但卻甘願肩負起整個日本民族的罪行。
教授的演講固然精彩，但最令每位同工敬佩和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演講前的表白：「在我還未是一個學者之先，我也是一個人。」（"Before I became a scholar, I was also a human being."）
村崗教授和太太大約於十五年前開始嚴肅地反思中日戰爭。他們閱讀很多有關的歷史和見證者撰寫的書籍。但愈是反思，就愈覺得悲痛、沮喪以至憤怒，同時也對無數受害者、他們的親屬的心情感同身受。作為一個日本人，他為這些中國人所遭受的痛苦感到難過，更為「我的國家自此以後應當做而迄今還未做的事感到羞恥。」
作為一個日本人，村崗教授覺得不能對這些事無動於衷。於是，五年前，正當六十五歲的他從荷蘭萊頓大學的教授職位退休，他決定要在每年花至少五週時間，作為志願者在各個曾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亞洲國家教授他的專長。他從南韓開始，隨之是印尼、新加坡以及菲律賓，兩年前來過香港。明年他還要去台灣教授七個星期。他說，今年他在中國，是嘗試去醫治創傷、增進溝通，並且與大家分享他可能給予大家的幫助。
最後，村崗教授說：「自從太平洋戰爭以來，日本人不斷呼喊：『不要再有廣島！』然而，除非日本人學會大聲呼喊『不再有南京』，否則，這呼喊是不會被世人聽到的。」像村崗教授這樣有良知的日本人，我們在傳媒上也接觸過不少，但像他這樣有學識的學者、基督徒，並願意用行動來承擔自己民族的惡行，我還是第一次接觸。
在他發言後，有同工作出回應，包括筆者。我被教授的表白深深打動了。在殖民成長，加上中學後到海外升學，自少就沒有太多中國情，有的也許就是一種「應該」而已。直至十五年前我有機會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看到那些照片，那些無人性的日軍剖開孕婦的肚腹，又把剛出生的嬰孩活生生的刺死……，這種本來與我無關的苦難既復甦了潛伏在心裡的中國情，亦激起對日本民族的恨。我對村崗教授說：「但今天，你的表白把我對日本人的恨劃上一個句號。我為日本民族感恩，竟然有你一位勇敢和願意承擔的基督徒。」（我對小兒分享這次經歷時，他還恭喜我呢！）
翌日，村崗崇光教授和太太與我共晉早餐，有分享和禱告。教授希望我為他禱告，在他有生之年，求上主能藉著他微薄之力，激起日本人和日本政府正視二戰的罪行，使他能堂堂正正做一個「日本人」的後裔，而不是「日本鬼子」的後裔。在我們的傾談中，我發現，村崗崇光教授和筆者的經歷是相似的：民族的苦難激起了我們對自己民族的情懷，從本來是「邪惡的他們」或「不幸的他們」變成了「羞愧的我們」或「苦難中的我們」。就這樣，村崗崇光教授和本人也就在這苦難中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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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仰的內容是很有歷史感的。我們閱讀或宣講舊約以色列人歷史的事蹟，我們都認同那不只是「他們」的歷史，而是在猶太──基督信仰（Judeo-Christian faith）中「我們」的歷史。但其實那只反映我們在聖經正典框架上非不得已的詮釋義務，不然，我們的信仰就變得像馬吉安了。（馬吉安活潑於二世紀中葉，他認為整個希伯來聖經的教導都是過去，完全沒有價值的；他被當時主流教會認定為是異端。）惟有保羅的「在基督裡」，徹底地把這個「我們」變得跨文化。
近代的中國教會是充滿苦難的，但同樣，中國教會是很有福氣的一群。我因工作到訪的地方都是較落後，如越南、老撾和南太平洋的島嶼國家，幾乎每次到一個新的地方，當地的同工和教會領袖都顯得非常關心中國教會的近況。中國教會的苦難打動了很多海外（外籍）教會的愛心，讓他們願意在「基督裡」作出承擔：在禱告、在金錢、在行動上，他們都把「基督裡」的愛見證出來了。與這些海外教會相比，華人教會對「跨文化的『基督裡』觸覺」是較薄弱的。四川大地震中有很多教會倒塌，香港教會慷慨捐款，那固然是美事，但那是理所當然的事！緬甸風災，同樣有數以千計教會倒塌，香港教會若能同樣參與，那就能進一步實踐「在基督裡」的承擔了。
村崗崇光教授對亞洲人民的承擔和關愛，不只是人性的應有表現，而是因為他與我們同有一位公義和饒恕人的主在各人的心裡。
（作者為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翻譯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