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四月中，中大团契的基督徒走到新鸿基总部请愿，抗议新鸿基旗下商场的清洁工人工资过低，要求新鸿基负起社会责任及要求政府立法最低工资。
面对基督徒的抗议行动，大家可能会想起不少问题，首先，大家可能会想：最低工资与基督徒可干？争取最低工资，会否是「好心做坏事」，令工人失业？最低工资又会否变成最高工资？
关于基督徒的参与方式，在此暂时按下不表，笔者首先想回应其他疑问，即是最低工资会否引至其他恶果。笔者在此尝试透过一些简单的论证，来释除各位的疑虑。
论证一：削减人手影响生产
相信大家都知道，雇主是理性的，如果两个人可以处理的工作，他绝不会请三个人来处理，人手同生产是成正比的。即使最低工资立法，雇主也不敢贸然削减人手，因为削减人手意味着削减生产和盈利的减少。举个例说，假设未立法最低工资前，三个人一共能生产三十件货物，令雇主赚三十万元。立法后，每人增加了2000元月薪（4000至6000），雇主会不会因此而炒掉一个员工？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如果雇主炒掉其中一人，他在节省6000元开支的同时会损失十万盈利。举个现实的例子，如果大家细心留意，现在的大型商场中，每个厕所都有一个清洁工友，目的是保持一流的服务质素，如果最低工资立法，财团会否削减人手？相信他们是可以削减人手的，但如果他们这样做，一定不能保持现时的服务质素。
如果大家不相信假设，则可以看一些实例，在二○○四年时，政府为公共屋村的外判清洁工定立最低工资，中大基层关注组在立法前后分别走访了八条屋村，发现这八条屋村的工友工资上升了30-90%，但人手编制仍然不变，为什么？因为如果外判商削减人手，他们便不能维持合约要求的服务质素，他们在下一次也很难再取得合约什至会被终止合约。
以上的例子，只想说明雇主是不可以随便削人手的，如果他们要削人手，是要付出代价的。
论证二：现时的产业难以外移
有雇主可能恐吓最低工资立法会令劳动成本提高，因而将工作外移到其他成本较低的地方。可是现时香港劳工的工资水平已经比邻近的地方高，如果劳工成本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些产业早已外移，不会留到现在，而事实上，现时低薪的行业一般以服务业为主，例如清洁、零售、饮食及保安等，这些行业不同于制造业，因为他们要骋请员工直接服务本地居民，因此根本难以外移。
论证三：一般工人不会自降身价
有一些政治人物及「经济学者」指最低工资会变成「最高工资」，其实发生这情况的机会不大。举个例说，假设一名人才在市场上值10000元月薪，政府将最低工资定为6000元后，对他会有什么影响？根本没有影响，因为即使有雇主想用6000元去请他，他也不会接受，事实上，除了雇员要找雇主外，雇主也要找雇员，如果一名雇主出不起足够的钱请人，他根本不会够其他的雇主竞争。
但事实上，我们经常见到政府在设立最低工资后，我们见到某些行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永远固定在法定最低工资的要求，这是因为不少雇主都不会给员工多一分一毫，结果都不约而同地只给予最低工资水平，于是最低工资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最高工资」。不过，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法例，基层工友的工资将会远低于这个「最高工资」水平。
以上的陈述只想说明，最低工资法例只会令低薪工友加薪，而不会令其他员工的工资水平下降至最低工资水平。
小结
以上的讨论，反映了为何最低工资是一个可行的政策，可是香港究竟需要什么类型的最低工资？在定立最低工资时，究竟有什么原则？
（二）
工资保障运动成效欠佳
在二○○六年的施政报告中，曾荫权提出工资保障运动的措施，鼓励雇主自愿给予雇员市场平均水平的薪金。
可是经过一年半的推行后，工资保障运动的成效依然欠佳，除了参与机构数目太少外，更发现有参与机构未有给予员工工资保障运动所规定的工资水平。
最近，由于梁振英的大力推动及无线节目《一百万人的故事》的宣传，令最低工资立法再度成为城中热话。随着政府即将为最低工资进行立法，市民开始关注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例如最低工资应该如何立法、保障範围应该有多广和最低工资应该如何计算。
最新的立法建议──保障依然不足
现时政府的具体立法建议是只为清洁及保安两个行业立法，而时薪则根据「市场平均工资」而定，即「厕所工」21.9元，清洁工25.2元及保安27.4元。比较少为人知的是，原来即使在清洁和保安员中，政府也打算只保障「单幢式楼宇及屋村」的清洁及保安，换言之，商场及私人企业聘请的清洁及保安将不会受到任何保障。
大家可能不能理解，同是清洁及保安，为什么只保障部份清洁工及保安而不保障全部工友？道理非常简单，单幢式楼宇及屋村的清洁工及保安是由拥有私人住宅的小市民支薪的，因此政府敢保障这些工友，可是商场及企业的工友是由财团及企业支付工资的，为了保障财团利益，政府便不敢保障他们聘请的工友。
其实不只清洁保安，就连零售、速递、饮食等行业工友的工资也非常低，有人曾经质问过曾荫权为何不保障这些行业的工友，曾荫权竟然答道：「我看不到其他行业有低薪情况。」对曾先生的答案，大家可能会感到奇怪，可是，当大家想到百佳及麦当劳等企业的老板是谁时，就会明白到曾先生为何会对这些行业工友了的苦况视若无睹了。
因此，为了使最低工资的立法不会影响财团利益，政府将立法的保障範围尽量收窄，使最低工资的立法徒只是具象征意义，却不能为绝大部分的工友提供任何保障!
最低工资立法的原则
笔者认为一条良好的最低工资法例，至少要符合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公平，法例必须保障所有行业的低薪工友。因此笔者主将全港性立法。部分人可能会觉得只立法保障低薪行业的工友已经可以，可是在实际执行上，行业性立法却有不少法律漏洞。例如在政府为公共屋村清洁工定立最低工资时，一些外判商便将部份清洁工更名为「厕所工」以逃避最低工资责任，现时一些雇主也将清洁工更名为「环保服务员」或「顾客服务员」以逃避工资保障运动的要求，可见行业性立法的流弊。全港性立法，可以使工友不论担当任何行业，也可以得到基本生活的保障。
第二个原则是要有足够的保障，现时工资保障运动提倡的工资水平极为不足，清洁及保安的工资水平只是25和27元，当中厕所工的工资水平更只得21.9元，可是如果以综援水平来计算，以上的工资根本不能使一个家庭维持综援水平的生活。如果要维持综援水平的生活，最低工资的水平不能少于时薪30元（5612元的家庭生活开支加500元的每月交通及用膳开支）。
第三个原则是定期检讨，经济发展状况及物价会经常转变，今天的最低工资水平，到将来未必足够维持生活，所以最低工资的金额应该定期作出检讨，使其可以因应不同时势给予工友足够保障。
如果最低工资的立法不能符合上述三个原则，低薪剥削的问题始终不能解决。
（三）
上两部分讨论过最低工资为何可以帮助低薪工友及怎样实行最低工资才可以有效帮助工人。可是，低薪剥削究竟与基督徒可干？作为基督徒的我们，究竟可以如何在推动最低工资的议题上出一分力？
低薪剥削涉及公义问题
圣经已解释了贫穷的成因，在申命记的第十五章第4至5节提到「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从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这段经文中，「神的话」相信就是指前几段经文中所讲的关顾穷人，照顾孤儿寡妇、每逢七年施行豁免的吩咐。由此可见，圣经已明确指出不照神的吩咐去关顾穷人及实行再分配才是贫穷的真正成因。
正如今日的香港一样，香港的「在职贫穷」问题根本是源自财团及企业的贪婪，不少财团在盈利丰厚的情况下，仍然只愿给予工友十多至二十多元的工资，可见财团及企业不肯与工友分享经济成果，才是贫穷的主要原因。
面对不公义所引致的贫穷问题，基督徒又可以如何作出回应？其实圣经早已给予了我们答案。
效法先知 倡导社会改革
贫富不均的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问题，早在旧约时期的以色列，这问题已经存在。以色列在亡国前，富人欺压穷人，过奢侈的生活，一些先知便出来指斥这些有违社会公义的行为，指出他们的恶行必然会遭到上帝的处分。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当年的先知其实是在倡导社会改革，先知发言的目的，正是希望统治者及人民关注社会上的不公义事情。由于先知的言论影响到统治阶层的威信，因此遭到统治阶级的打压，例如在阿摩司书便记载当时的祭司利用以色列王的权威来恐吓他不要再说对统治阶级不利的言论。
面对今天的贫富悬殊问题，基督徒实应效法当日先知的所为，倡导社会改革。香港常见的倡议改革的方法，一般而言包括发表声明、举行论坛、签名运动、举办记者招待会、进行相关议题的调查以至请愿及游行等。进行倡议时应该尽量避免暴力行为，以争取传媒及公众支持，此外，在行动同时，应该保持开放态度，随时与对方进行谈判。
基督徒的参与途径
基督徒可以有多种途径参与社会倡议，最直接的方法是教会或基督徒组织亲自发起行动，这个方法在八、九十年代时曾经是不少教会组织参与社会的方法，例如当年一些教会团体便介入过具体社会事务如两巴加价事件。
除了由教会发起行动外，基督徒也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分参与民间团体的倡议工作，不少团体如天主教争取家庭工资联盟、民间争取最低工资联盟等都需要大量义工帮忙，基督徒可以以个人身份参与，一尽公民的责任。
如果因为事忙而不能参与争取工作，基督徒至少应该为低薪剥削的问题代祷及鼓励身边的人关注这问题，或在五月一日及七月一日的游行中上街，向政府表达基层市民的诉求。
（作者为中大团契社关组成员）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8.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