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四月中，中大團契的基督徒走到新鴻基總部請願，抗議新鴻基旗下商場的清潔工人工資過低，要求新鴻基負起社會責任及要求政府立法最低工資。
面對基督徒的抗議行動，大家可能會想起不少問題，首先，大家可能會想：最低工資與基督徒可干？爭取最低工資，會否是「好心做壞事」，令工人失業？最低工資又會否變成最高工資？
關於基督徒的參與方式，在此暫時按下不表，筆者首先想回應其他疑問，即是最低工資會否引至其他惡果。筆者在此嘗試透過一些簡單的論證，來釋除各位的疑慮。
論證一：削減人手影響生產
相信大家都知道，僱主是理性的，如果兩個人可以處理的工作，他絕不會請三個人來處理，人手同生產是成正比的。即使最低工資立法，僱主也不敢貿然削減人手，因為削減人手意味著削減生產和盈利的減少。舉個例說，假設未立法最低工資前，三個人一共能生產三十件貨物，令僱主賺三十萬元。立法後，每人增加了2000元月薪（4000至6000），僱主會不會因此而炒掉一個員工？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如果僱主炒掉其中一人，他在節省6000元開支的同時會損失十萬盈利。舉個現實的例子，如果大家細心留意，現在的大型商場中，每個廁所都有一個清潔工友，目的是保持一流的服務質素，如果最低工資立法，財團會否削減人手？相信他們是可以削減人手的，但如果他們這樣做，一定不能保持現時的服務質素。
如果大家不相信假設，則可以看一些實例，在二○○四年時，政府為公共屋村的外判清潔工定立最低工資，中大基層關注組在立法前後分別走訪了八條屋村，發現這八條屋村的工友工資上升了30-90%，但人手編制仍然不變，為甚麼？因為如果外判商削減人手，他們便不能維持合約要求的服務質素，他們在下一次也很難再取得合約甚至會被終止合約。
以上的例子，只想說明僱主是不可以隨便削人手的，如果他們要削人手，是要付出代價的。
論證二：現時的產業難以外移
有僱主可能恐嚇最低工資立法會令勞動成本提高，因而將工作外移到其他成本較低的地方。可是現時香港勞工的工資水平已經比鄰近的地方高，如果勞工成本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這些產業早已外移，不會留到現在，而事實上，現時低薪的行業一般以服務業為主，例如清潔、零售、飲食及保安等，這些行業不同於製造業，因為他們要騁請員工直接服務本地居民，因此根本難以外移。
論證三：一般工人不會自降身價
有一些政治人物及「經濟學者」指最低工資會變成「最高工資」，其實發生這情況的機會不大。舉個例說，假設一名人才在市場上值10000元月薪，政府將最低工資定為6000元後，對他會有甚麼影響？根本沒有影響，因為即使有僱主想用6000元去請他，他也不會接受，事實上，除了僱員要找僱主外，僱主也要找僱員，如果一名僱主出不起足夠的錢請人，他根本不會夠其他的僱主競爭。
但事實上，我們經常見到政府在設立最低工資後，我們見到某些行業工人的工資水平永遠固定在法定最低工資的要求，這是因為不少僱主都不會給員工多一分一毫，結果都不約而同地只給予最低工資水平，於是最低工資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最高工資」。不過，如果沒有最低工資法例，基層工友的工資將會遠低於這個「最高工資」水平。
以上的陳述只想說明，最低工資法例只會令低薪工友加薪，而不會令其他員工的工資水平下降至最低工資水平。
小結
以上的討論，反映了為何最低工資是一個可行的政策，可是香港究竟需要甚麼類型的最低工資？在定立最低工資時，究竟有甚麼原則？
（二）
工資保障運動成效欠佳
在二○○六年的施政報告中，曾蔭權提出工資保障運動的措施，鼓勵僱主自願給予僱員市場平均水平的薪金。
可是經過一年半的推行後，工資保障運動的成效依然欠佳，除了參與機構數目太少外，更發現有參與機構未有給予員工工資保障運動所規定的工資水平。
最近，由於梁振英的大力推動及無線節目《一百萬人的故事》的宣傳，令最低工資立法再度成為城中熱話。隨著政府即將為最低工資進行立法，市民開始關注一些更加具體的問題，例如最低工資應該如何立法、保障範圍應該有多廣和最低工資應該如何計算。
最新的立法建議──保障依然不足
現時政府的具體立法建議是只為清潔及保安兩個行業立法，而時薪則根據「市場平均工資」而定，即「廁所工」21.9元，清潔工25.2元及保安27.4元。比較少為人知的是，原來即使在清潔和保安員中，政府也打算只保障「單幢式樓宇及屋村」的清潔及保安，換言之，商場及私人企業聘請的清潔及保安將不會受到任何保障。
大家可能不能理解，同是清潔及保安，為甚麼只保障部份清潔工及保安而不保障全部工友？道理非常簡單，單幢式樓宇及屋村的清潔工及保安是由擁有私人住宅的小市民支薪的，因此政府敢保障這些工友，可是商場及企業的工友是由財團及企業支付工資的，為了保障財團利益，政府便不敢保障他們聘請的工友。
其實不只清潔保安，就連零售、速遞、飲食等行業工友的工資也非常低，有人曾經質問過曾蔭權為何不保障這些行業的工友，曾蔭權竟然答道：「我看不到其他行業有低薪情況。」對曾先生的答案，大家可能會感到奇怪，可是，當大家想到百佳及麥當勞等企業的老闆是誰時，就會明白到曾先生為何會對這些行業工友了的苦況視若無睹了。
因此，為了使最低工資的立法不會影響財團利益，政府將立法的保障範圍盡量收窄，使最低工資的立法徒只是具象徵意義，卻不能為絕大部分的工友提供任何保障!
最低工資立法的原則
筆者認為一條良好的最低工資法例，至少要符合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公平，法例必須保障所有行業的低薪工友。因此筆者主將全港性立法。部分人可能會覺得只立法保障低薪行業的工友已經可以，可是在實際執行上，行業性立法卻有不少法律漏洞。例如在政府為公共屋村清潔工定立最低工資時，一些外判商便將部份清潔工更名為「廁所工」以逃避最低工資責任，現時一些僱主也將清潔工更名為「環保服務員」或「顧客服務員」以逃避工資保障運動的要求，可見行業性立法的流弊。全港性立法，可以使工友不論擔當任何行業，也可以得到基本生活的保障。
第二個原則是要有足夠的保障，現時工資保障運動提倡的工資水平極為不足，清潔及保安的工資水平只是25和27元，當中廁所工的工資水平更只得21.9元，可是如果以綜援水平來計算，以上的工資根本不能使一個家庭維持綜援水平的生活。如果要維持綜援水平的生活，最低工資的水平不能少於時薪30元（5612元的家庭生活開支加500元的每月交通及用膳開支）。
第三個原則是定期檢討，經濟發展狀況及物價會經常轉變，今天的最低工資水平，到將來未必足夠維持生活，所以最低工資的金額應該定期作出檢討，使其可以因應不同時勢給予工友足夠保障。
如果最低工資的立法不能符合上述三個原則，低薪剝削的問題始終不能解決。
（三）
上兩部分討論過最低工資為何可以幫助低薪工友及怎樣實行最低工資才可以有效幫助工人。可是，低薪剝削究竟與基督徒可干？作為基督徒的我們，究竟可以如何在推動最低工資的議題上出一分力？
低薪剝削涉及公義問題
聖經已解釋了貧窮的成因，在申命記的第十五章第4至5節提到「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從我今日所吩咐你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們中間沒有窮人了。」在這段經文中，「神的話」相信就是指前幾段經文中所講的關顧窮人，照顧孤兒寡婦、每逢七年施行豁免的吩咐。由此可見，聖經已明確指出不照神的吩咐去關顧窮人及實行再分配才是貧窮的真正成因。
正如今日的香港一樣，香港的「在職貧窮」問題根本是源自財團及企業的貪婪，不少財團在盈利豐厚的情況下，仍然只願給予工友十多至二十多元的工資，可見財團及企業不肯與工友分享經濟成果，才是貧窮的主要原因。
面對不公義所引致的貧窮問題，基督徒又可以如何作出回應？其實聖經早已給予了我們答案。
效法先知 倡導社會改革
貧富不均的問題不是今天才出現的問題，早在舊約時期的以色列，這問題已經存在。以色列在亡國前，富人欺壓窮人，過奢侈的生活，一些先知便出來指斥這些有違社會公義的行為，指出他們的惡行必然會遭到上帝的處分。
如果從今天的角度看，當年的先知其實是在倡導社會改革，先知發言的目的，正是希望統治者及人民關注社會上的不公義事情。由於先知的言論影響到統治階層的威信，因此遭到統治階級的打壓，例如在阿摩司書便記載當時的祭司利用以色列王的權威來恐嚇他不要再說對統治階級不利的言論。
面對今天的貧富懸殊問題，基督徒實應效法當日先知的所為，倡導社會改革。香港常見的倡議改革的方法，一般而言包括發表聲明、舉行論壇、簽名運動、舉辦記者招待會、進行相關議題的調查以至請願及遊行等。進行倡議時應該盡量避免暴力行為，以爭取傳媒及公眾支持，此外，在行動同時，應該保持開放態度，隨時與對方進行談判。
基督徒的參與途徑
基督徒可以有多種途徑參與社會倡議，最直接的方法是教會或基督徒組織親自發起行動，這個方法在八、九十年代時曾經是不少教會組織參與社會的方法，例如當年一些教會團體便介入過具體社會事務如兩巴加價事件。
除了由教會發起行動外，基督徒也可以以一個公民的身分參與民間團體的倡議工作，不少團體如天主教爭取家庭工資聯盟、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等都需要大量義工幫忙，基督徒可以以個人身份參與，一盡公民的責任。
如果因為事忙而不能參與爭取工作，基督徒至少應該為低薪剝削的問題代禱及鼓勵身邊的人關注這問題，或在五月一日及七月一日的遊行中上街，向政府表達基層市民的訴求。
（作者為中大團契社關組成員）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8.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