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圣公会教省神学教育专责委员会主办的广杰神学谘询讲座二零零八以《香港圣公会与中国》为主题，于本月十四、十五日举办了三场讲座，分别为「何明华与中国教会」、「丁光训与中国教会」和「今日中国对香港教会的挑战」，邀得魏克利教授（The Rev. Dr. Philip Wickeri）作主讲嘉宾。
首场讲座吸引了约七十人出席。何明华会督为一九四九年以后唯一在中国按立的外籍牧师，对中国大陆和本港作出了深厚贡献。魏克利先简单地讲述何明华的生平：「一八九五年出生的何会督生于上流社会，曾经参军，于牛津受教育，一九二一年被按立。其实他与学生基督徒组织的关系十分密切，曾经参与于北京举办的世界学生基督徒会议，并且于当地停留了一年。」当年，何明华在香港建立了许多善事和福音工作，包括三十间教会、五十间小学、十五间中学等等，这些都曾被《南华早报》报道。但魏克利认为何明华有更远大的目标，就是"Christian love acts in the modern world"──在现代世界中行出基督徒的爱。他说：「何会督的爱建立于神学和社会学上，他所关注的并非只是个人的改变，而是真正的大社会，Kingdom of Jesus。教会最重要的工作乃要影响全世界，何会督着重的是社会上的福音传递。」圣公会的社会观深深影响何明华，使他重视劳工阶层和贫穷人士。神学上，他则受到莫里斯（ F. D. Maurice）的影响，因而对社会服务大感兴趣。
另外，基督徒学生运动亦为何明华带来广阔的世界观。「当时全世界不同宗派的基督徒领袖，推动教会合一运动，奠定何会督的宣教观念：为拥抱世界，而非拯救个别的人。所以，何会督的眼光并非止于中国，他看到的是世界各地都有不同基督的标记（Signs of Kingdom）。」他续说：「上帝的管治并非要建立教会、教堂或一种神学而已。」
魏克利指何明华推动福音最重要的方法乃是建立于友谊之上，「圣经常常提及友谊，何会督的道亦经常提及友谊，他认为传道的工作其实是Adventure in friendship，与人建立交通。他与中国政府亦建立了不错的友谊；他服事中国尤如和中国谈恋爱般。」何明华几乎读过所有关于中国文化的英文书借，亦经常与华人交流中国艺术，而非谈论宗教。本身是英国人的何明华，什至敢于批评当时管治香港的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并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同情。
由于何明华于战时对中国作出的贡献，因此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什至于一九五六年获邀与周恩来总理会面。然而，这次会面亦成为了极具争议性的一次，香港的新闻从业员批评他被中国政府愚弄。魏克利却认为，何明华是为了利用这次机会探望中国的弟兄姊妹，而他亦为后来的白约翰主教来华传教建立了重要的基础。
回应嘉宾、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卢龙光牧师就几方面作补充，首先是有关李添爱牧师在何明华的决定下成为首位被按立的女牧师：「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机会到访何会督的儿子Christopher的家中，参阅了大量何会督当年的书信和讲道文章。我发现何会督原来用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思考按立女牧师的神学问题，又因为当年的实际需要，何会督认为李添爱未被按立便得以合法施行圣礼，其实比按立她作牧师的问题严重得多，而且李添爱当时的牧养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而何会督与妻子的通信更提及，既然总有一天会有女牧师的出现，何不按立李添爱成为第一位，以免后来有些比她逊色的人做了第一位。
其次，卢龙光提到何明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当时他与共产党的关系的确相当密切，大陆什至致函要求何会督在香港寻找一位共产党党员，但我绝对相信他并非地下党员。其实，他与国民党的关系亦不错，受过两党的勋章。事实上， 他并不相信民主或共产的乌托邦，他相信的是Kingdom of Christ。在一九五零年以后，何会督在书信中亦多次提及香港，他在本港亦推动了很多文化、教育的发展，可说是对中国的爱的延伸。」
对于一些针对何明华的批评，卢龙光回应：「何会督很多时被人看作伟人，其实他和我们一样也是罪人，也有人的限制。很多人批评他有着东方主义，这个或许就是他的限制；但他经常强调的是，应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中国。」至于何明华在一九五六年访问中国，被人批评为政治上的无知，卢龙光认为何明华是一位服事了中国三十年的主教，大家应接受他有他的不足。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08.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