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聖公會教省神學教育專責委員會主辦的廣傑神學諮詢講座二零零八以《香港聖公會與中國》為主題，於本月十四、十五日舉辦了三場講座，分別為「何明華與中國教會」、「丁光訓與中國教會」和「今日中國對香港教會的挑戰」，邀得魏克利教授（The Rev. Dr. Philip Wickeri）作主講嘉賓。
首場講座吸引了約七十人出席。何明華會督為一九四九年以後唯一在中國按立的外籍牧師，對中國大陸和本港作出了深厚貢獻。魏克利先簡單地講述何明華的生平：「一八九五年出生的何會督生於上流社會，曾經參軍，於牛津受教育，一九二一年被按立。其實他與學生基督徒組織的關係十分密切，曾經參與於北京舉辦的世界學生基督徒會議，並且於當地停留了一年。」當年，何明華在香港建立了許多善事和福音工作，包括三十間教會、五十間小學、十五間中學等等，這些都曾被《南華早報》報道。但魏克利認為何明華有更遠大的目標，就是"Christian love acts in the modern world"──在現代世界中行出基督徒的愛。他說：「何會督的愛建立於神學和社會學上，他所關注的並非只是個人的改變，而是真正的大社會，Kingdom of Jesus。教會最重要的工作乃要影響全世界，何會督著重的是社會上的福音傳遞。」聖公會的社會觀深深影響何明華，使他重視勞工階層和貧窮人士。神學上，他則受到莫里斯（ F. D. Maurice）的影響，因而對社會服務大感興趣。
另外，基督徒學生運動亦為何明華帶來廣闊的世界觀。「當時全世界不同宗派的基督徒領袖，推動教會合一運動，奠定何會督的宣教觀念：為擁抱世界，而非拯救個別的人。所以，何會督的眼光並非止於中國，他看到的是世界各地都有不同基督的標記（Signs of Kingdom）。」他續說：「上帝的管治並非要建立教會、教堂或一種神學而已。」
魏克利指何明華推動福音最重要的方法乃是建立於友誼之上，「聖經常常提及友誼，何會督的道亦經常提及友誼，他認為傳道的工作其實是Adventure in friendship，與人建立交通。他與中國政府亦建立了不錯的友誼；他服事中國尤如和中國談戀愛般。」何明華幾乎讀過所有關於中國文化的英文書藉，亦經常與華人交流中國藝術，而非談論宗教。本身是英國人的何明華，甚至敢於批評當時管治香港的英國政府的殖民政策，並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同情。
由於何明華於戰時對中國作出的貢獻，因此與中國政府建立了友好關係，甚至於一九五六年獲邀與周恩來總理會面。然而，這次會面亦成為了極具爭議性的一次，香港的新聞從業員批評他被中國政府愚弄。魏克利卻認為，何明華是為了利用這次機會探望中國的弟兄姊妹，而他亦為後來的白約翰主教來華傳教建立了重要的基礎。
回應嘉賓、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盧龍光牧師就幾方面作補充，首先是有關李添愛牧師在何明華的決定下成為首位被按立的女牧師：「在英國讀書的時候，有機會到訪何會督的兒子Christopher的家中，參閱了大量何會督當年的書信和講道文章。我發現何會督原來用了超過一年的時間，思考按立女牧師的神學問題，又因為當年的實際需要，何會督認為李添愛未被按立便得以合法施行聖禮，其實比按立她作牧師的問題嚴重得多，而且李添愛當時的牧養成績是有目共睹的。」而何會督與妻子的通信更提及，既然總有一天會有女牧師的出現，何不按立李添愛成為第一位，以免後來有些比她遜色的人做了第一位。
其次，盧龍光提到何明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當時他與共產黨的關係的確相當密切，大陸甚至致函要求何會督在香港尋找一位共產黨黨員，但我絕對相信他並非地下黨員。其實，他與國民黨的關係亦不錯，受過兩黨的勳章。事實上， 他並不相信民主或共產的烏托邦，他相信的是Kingdom of Christ。在一九五零年以後，何會督在書信中亦多次提及香港，他在本港亦推動了很多文化、教育的發展，可說是對中國的愛的延伸。」
對於一些針對何明華的批評，盧龍光回應：「何會督很多時被人看作偉人，其實他和我們一樣也是罪人，也有人的限制。很多人批評他有著東方主義，這個或許就是他的限制；但他經常強調的是，應以中國人的眼光看中國。」至於何明華在一九五六年訪問中國，被人批評為政治上的無知，盧龍光認為何明華是一位服事了中國三十年的主教，大家應接受他有他的不足。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08.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