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之时，正是被誉为美国现代保守主义之父的巴克利逝世之日（一九二五至二○○八）。巴氏于一九五○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一九五五年创办《全国评论》，成为美国保守派知识分子之旗舰杂志，由此带动保守派之中兴，至终导致列根总统于一九八一年入主白宫，开展了长达二十年之共和党主政。虽然将一切都归于巴克利之功劳，可能会有近距离读史之嫌，但巴氏的确是位不折不扣之公众知识分子，他一生除数次客串性质之从政，一直没有进入华盛顿之政治核心，但他的思维却成为保守派之主导意识。巴氏之报刊专栏，半世纪以来一直维持极高之水平，不单是其掷地有声之立论，更是其文笔之优美与用字之典雅，成为了大多数从纽约至华府有识之士必读之物。巴氏特别擅长在行文中援引一些被大众遗忘之英文古字，以故园之言指点今日之事，使读者产生一种历史维度感。最难得的是，他于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后，自始没有再取得任何更高之学位。由此进一步印证学位不一定等同学问，知识不对等于智慧。但保守不等同守旧，巴氏之友好包括了许多民主党之思想人物，表明他思想之宽度。例如巴克利为敬虔保守之天主教徒，他什至会喜爱拉丁文之弥撒，但其好友之一是现今芝加哥大学之着名神学家特雷西，他们二人在神学上是分道扬镳，但却数次在巴黎之塞纳河泛舟同游，体现了一种知识分子之间惺惺相识之真挚友谊。
回顾巴克利之一生，自然想起了余杰，因他们均是公众知识分子之典範。余杰之文笔与文采已成了自北京再散射至全球华人社区之文化奇葩，许多人均首先被他的直言文风所吸引而成为他的读者，但细心的读者必会进一步觉察其行文之深度与广度，不论是从清末民初之变革至共产中国之国事，或是追溯北大之承传至当下海淀、朝阳区之热潮，余杰总是旁征博引，以往鉴来，产生了像巴克利政论文章之历史厚度感。此种对历史之信念，加上对公义、博爱与和平之追求，均充份表露了他们二人心内之基督教精神。正如古希伯来先知之宣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总的来说，巴克利与余杰所代表的公众知识分子类型是充份体现了如余英时教授所常提出的知识分子之精神：超越自我、超越阶级、尊重传统。
余杰此文集是他有关基督教之专论，有些是他从基督教之观点对外界事件之评论，有些是对基督教之内部省思。我作为一位基督教神学学者，特别需要在此回应一点普遍之提问：究竟宗教与政治有何关？特别是历史性之基督教与国族政治之渊源。中国人之宗教观深受一般民间宗教之影响，根深蒂固地视宗教为他世之追寻，与此世只有功利性之边际关系。从表面来看，基督教与世界其他宗教一般，亦是处于这种他世与今世之张力中，但基督教在历史中之发展，却表现了一种向往天国，却又时刻祷求「尔国降临」之祈盼。故此相对于其他宗教而言，基督教神学经常展示一种强烈之历史向度。这特别可见于三卷基督教之经典：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与巴特《教会教义学》。奥氏目睹罗马城被西哥德人于公元四一○年围剿，故开始构筑而成《上帝之城》，尝试理出一套较完整之基督教历史观与政治神学，一方面安抚当时信众之信念，另一方面为后世设定一种宗教政治之历史参照。加尔文（一五○九至一五六四）之《基督教要义》，动笔于瑞士巴塞尔古城，完卷于日内瓦，最后全书呈献给法国皇帝法兰西斯一世，祈盼可减轻其对法国基督徒之逼迫。最后是二十世纪之德国神学家巴特（一八八六至一九六八），他因于一九三四年与其他果敢之神学家一起发表反对希特勒之《巴门宣言》，导致他被迫流亡巴塞尔。巴特一生之伟构是其以二十年岁月完成之《教会教义学》，虽然我们不需如一些思想史学者形容其系统神学为《巴门宣言》之扩充版，但巴特一生之神学志业真的可说是从「巴门」至巴塞尔，一生均力排众议地宣告上帝之绝对超越性，以之来抗衡纳粹暴政与一切人间之偶像化崇拜。
所有以上之历史案例均示明了人类追求公义与真理之相合性，事实上我们不单可追溯加尔文与巴特，更可直达柏拉图之《理想国》，这些都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智慧信念与公义政治之结合典範。什至在中国哲学之领域中，近年对先秦儒道传统之研究，特别是孔子与庄子思想上之对扬，均有学者特别集中探讨这些轴心时代典範思想家建构公众秩序之可能性。人一方面具有与生俱来之宗教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具体时空之政治性，二者之相互结合而非分割是自然不过之事。难怪在一本霍布斯《利维坦》之编者序中便如此说：「从来没有任何有关世界本质之理论，或任何理论关涉及人之活动、终极命运、神学、宇宙论，什至是形而上学，是不会以政治哲学来反映其意义。我们亦可以说没有任何完整之政治观不会尝试寻求其永恒之意义。」
由是观之，基督教信仰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外部之延伸，反而是一种内在之关联。可惜的是现代传统教会基于各种因素而持守一种避世心态，将一切有关社会与政治之事均排拒于教会门外，此种分割的世界观忘记了基督吩咐我们在世为光为盐之使命，更将政治关怀看作是神学家之「业馀活动」，由此而未能真正鑑赏二千年来教会历史中政治神学之丰富传统。关乎此之最突出例子是近年英美学界对清教徒之研究，以往之旧观点只视他们为一批守旧虔诚之宗教家，但新近之研究却不断发掘出清教徒思想家与现世政治理论之深度关系，从弥尔顿之《失乐园》至霍布斯之《利维坦》，及其后洛克之人权、政府与私有产权，每位清教徒思想家均分享极为相同之世界观，就是一种揉合现世关怀与他世盼望之整全基督教信仰，而因着清教徒之「五月花」开展了美国之创立，这更使当今之清教徒研究带上了一层国际学术政治之含义。
余杰兄以本身为基督徒之身分来作出时事评论，加上其卓越之文采与文化水平，自有过人之处。此本集子见证了中国基督教新一代之公众知识分子的风骨，深信许多读者，从一般文化人到基督徒，从国内至国外，均会从中得益。我更深信本集子不单使人乐于捧读，更会成为一历史见证集，像圣经所说的云彩，见证上帝之信实与中国基督徒之时代气息。
最后期盼本集子可促成以余杰为代表之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进一步推展两种必须而良性之对话：首先与当今中国国内教会同工信众间之对话；其次是与中国学术单位中之广大基督教专业研究学者之间的对话。前者是使中国教会内之基督徒更多关怀家国事，后者是使学者们可以耹听在学术建制外不同之声音。但所有真正之对话必须是双向的，结果是更丰富了原作者之思维，并产生更多像余杰兄般之杰出基督徒公众知识分子。「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是为盼与序。
（本文寄自美国，为作者替余杰新书《白昼将近》之代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