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之時，正是被譽為美國現代保守主義之父的巴克利逝世之日（一九二五至二○○八）。巴氏於一九五○年畢業於耶魯大學，一九五五年創辦《全國評論》，成為美國保守派知識分子之旗艦雜誌，由此帶動保守派之中興，至終導致列根總統於一九八一年入主白宮，開展了長達二十年之共和黨主政。雖然將一切都歸於巴克利之功勞，可能會有近距離讀史之嫌，但巴氏的確是位不折不扣之公眾知識分子，他一生除數次客串性質之從政，一直沒有進入華盛頓之政治核心，但他的思維卻成為保守派之主導意識。巴氏之報刊專欄，半世紀以來一直維持極高之水平，不單是其擲地有聲之立論，更是其文筆之優美與用字之典雅，成為了大多數從紐約至華府有識之士必讀之物。巴氏特別擅長在行文中援引一些被大眾遺忘之英文古字，以故園之言指點今日之事，使讀者產生一種歷史維度感。最難得的是，他於耶魯大學本科畢業後，自始沒有再取得任何更高之學位。由此進一步印證學位不一定等同學問，知識不對等於智慧。但保守不等同守舊，巴氏之友好包括了許多民主黨之思想人物，表明他思想之寬度。例如巴克利為敬虔保守之天主教徒，他甚至會喜愛拉丁文之彌撒，但其好友之一是現今芝加哥大學之著名神學家特雷西，他們二人在神學上是分道揚鑣，但卻數次在巴黎之塞納河泛舟同遊，體現了一種知識分子之間惺惺相識之真摯友誼。
回顧巴克利之一生，自然想起了余杰，因他們均是公眾知識分子之典範。余杰之文筆與文采已成了自北京再散射至全球華人社區之文化奇葩，許多人均首先被他的直言文風所吸引而成為他的讀者，但細心的讀者必會進一步覺察其行文之深度與廣度，不論是從清末民初之變革至共產中國之國事，或是追溯北大之承傳至當下海淀、朝陽區之熱潮，余杰總是旁征博引，以往鑒來，產生了像巴克利政論文章之歷史厚度感。此種對歷史之信念，加上對公義、博愛與和平之追求，均充份表露了他們二人心內之基督教精神。正如古希伯來先知之宣告：「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總的來說，巴克利與余杰所代表的公眾知識分子類型是充份體現了如余英時教授所常提出的知識分子之精神：超越自我、超越階級、尊重傳統。
余杰此文集是他有關基督教之專論，有些是他從基督教之觀點對外界事件之評論，有些是對基督教之內部省思。我作為一位基督教神學學者，特別需要在此回應一點普遍之提問：究竟宗教與政治有何關？特別是歷史性之基督教與國族政治之淵源。中國人之宗教觀深受一般民間宗教之影響，根深蒂固地視宗教為他世之追尋，與此世只有功利性之邊際關係。從表面來看，基督教與世界其他宗教一般，亦是處於這種他世與今世之張力中，但基督教在歷史中之發展，卻表現了一種嚮往天國，卻又時刻禱求「爾國降臨」之祈盼。故此相對於其他宗教而言，基督教神學經常展示一種強烈之歷史向度。這特別可見於三卷基督教之經典：奧古斯丁《上帝之城》，加爾文《基督教要義》與巴特《教會教義學》。奧氏目睹羅馬城被西哥德人於公元四一○年圍剿，故開始構築而成《上帝之城》，嘗試理出一套較完整之基督教歷史觀與政治神學，一方面安撫當時信眾之信念，另一方面為後世設定一種宗教政治之歷史參照。加爾文（一五○九至一五六四）之《基督教要義》，動筆於瑞士巴塞爾古城，完卷於日內瓦，最後全書呈獻給法國皇帝法蘭西斯一世，祈盼可減輕其對法國基督徒之逼迫。最後是二十世紀之德國神學家巴特（一八八六至一九六八），他因於一九三四年與其他果敢之神學家一起發表反對希特勒之《巴門宣言》，導致他被迫流亡巴塞爾。巴特一生之偉構是其以二十年歲月完成之《教會教義學》，雖然我們不需如一些思想史學者形容其系統神學為《巴門宣言》之擴充版，但巴特一生之神學志業真的可說是從「巴門」至巴塞爾，一生均力排眾議地宣告上帝之絕對超越性，以之來抗衡納粹暴政與一切人間之偶像化崇拜。
所有以上之歷史案例均示明了人類追求公義與真理之相合性，事實上我們不單可追溯加爾文與巴特，更可直達柏拉圖之《理想國》，這些都可以說是代表了一種智慧信念與公義政治之結合典範。甚至在中國哲學之領域中，近年對先秦儒道傳統之研究，特別是孔子與莊子思想上之對揚，均有學者特別集中探討這些軸心時代典範思想家建構公眾秩序之可能性。人一方面具有與生俱來之宗教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具體時空之政治性，二者之相互結合而非分割是自然不過之事。難怪在一本霍布斯《利維坦》之編者序中便如此說：「從來沒有任何有關世界本質之理論，或任何理論關涉及人之活動、終極命運、神學、宇宙論，甚至是形而上學，是不會以政治哲學來反映其意義。我們亦可以說沒有任何完整之政治觀不會嘗試尋求其永恆之意義。」
由是觀之，基督教信仰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不是一種外部之延伸，反而是一種內在之關聯。可惜的是現代傳統教會基於各種因素而持守一種避世心態，將一切有關社會與政治之事均排拒於教會門外，此種分割的世界觀忘記了基督吩咐我們在世為光為鹽之使命，更將政治關懷看作是神學家之「業餘活動」，由此而未能真正鑑賞二千年來教會歷史中政治神學之豐富傳統。關乎此之最突出例子是近年英美學界對清教徒之研究，以往之舊觀點只視他們為一批守舊虔誠之宗教家，但新近之研究卻不斷發掘出清教徒思想家與現世政治理論之深度關係，從彌爾頓之《失樂園》至霍布斯之《利維坦》，及其後洛克之人權、政府與私有產權，每位清教徒思想家均分享極為相同之世界觀，就是一種揉合現世關懷與他世盼望之整全基督教信仰，而因著清教徒之「五月花」開展了美國之創立，這更使當今之清教徒研究帶上了一層國際學術政治之含義。
余杰兄以本身為基督徒之身分來作出時事評論，加上其卓越之文采與文化水平，自有過人之處。此本集子見證了中國基督教新一代之公眾知識分子的風骨，深信許多讀者，從一般文化人到基督徒，從國內至國外，均會從中得益。我更深信本集子不單使人樂於捧讀，更會成為一歷史見證集，像聖經所說的雲彩，見證上帝之信實與中國基督徒之時代氣息。
最後期盼本集子可促成以余杰為代表之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進一步推展兩種必須而良性之對話：首先與當今中國國內教會同工信眾間之對話；其次是與中國學術單位中之廣大基督教專業研究學者之間的對話。前者是使中國教會內之基督徒更多關懷家國事，後者是使學者們可以耹聽在學術建制外不同之聲音。但所有真正之對話必須是雙向的，結果是更豐富了原作者之思維，並產生更多像余杰兄般之傑出基督徒公眾知識分子。「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是為盼與序。
（本文寄自美國，為作者替余杰新書《白晝將近》之代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