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香港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土壤，较难培养卓尔不群的政治领袖；但从来香港就是为华人教会孕育最多领袖的地方。
放眼今日，属于战争老兵年代，年纪在七旬以上的教会领袖，多进入半退或退而不休的状态。至于在过去二十年最受重视，特别在过渡九七及社关政教等议题上起关键作用的战后婴儿潮领袖，如今亦晋入人生及事奉另一阶段，灵力仍旧充沛，活力已不如前。新一代的教会领袖，需要X世代的薪火传承。
教会领袖可分两个层面，首先是在堂会忠心事奉，符合圣经对长执的界定，在地方堂会担任执事的信徒。第二个层面则指那些在宗派或跨宗派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并且具备深湛的属灵洞察力，有个别的才情与能力；除了职衔之外，更可以透过时间的淬炼，发挥莫大的感召力去吸引追随者，特别在关键与艰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为真理发言，拨乱反正，不在权力和群众压力下低头的人。
不同的时势与处境，人们对领袖有不同的要求。例如美国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人需要当时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沉着与危机处理意识；也希望从老而弥坚的葛培理牧师身上，得到支持与安慰。
香港进入政治经济的新世纪，受全球化意识与连结的冲击，同样需要有多元恩赐的教会领袖，在乖曲悖谬的世代，成为教会与时代的尖兵。
我们却观察近年香港教会呈现令人不安的现象，是领袖失衡、失序与失色，特别将名人效应渗杂在教会领袖的概念中，显得功利与世俗化。而当这些人在行为上有所闪失，在社会引起负面的效应时，都会对教会带来影响。
不同时代，需要不同恩赐与专才的教会领袖，领袖也没有专利与世袭，但须经淬炼与公共授权。香港信徒中有很多学有所长，在不同行业出类拔萃的人才；又或在建制中位居要职，有支配与行使权力的位分；以至在商界叱吒风云，成功有道的工商翘楚；他们无疑都可以成为云彩见证，在社会上发挥不同的影响力。然而放在信仰的层面，不能因为社会名气而过户成为教会领袖。属灵功课和信仰深度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他们可以成为社会的意见领袖、行业领袖，却不能靠曝光率、知名度和宣传法变成教会领袖。
从一些名气领袖的涌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香港教会文化转向浮夸与势利，看重短期效果而缺乏长远承担，侧重传播效果而轻忽生命内涵，倾求好大喜功而失掉仆人样式。最近访问的美国教会领袖海波斯Bill Hybels论及有影响力的领袖应有十大特质（详见本报一○八一期），将之放在今日教会名气为本的「领袖」身上，大家就有清晰的答案。
香港教会仍然是全球华人教会的焦点，特别在特殊的历史与社会状况下，对领袖是每多期盼的。例如在四川大地震的困惑、《基督日报》事件的争论，都需要有属灵洞察力与承担力的领袖站出来，在信息枯竭的年代，给这时代启导性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