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香港的政治體制和文化土壤，較難培養卓爾不群的政治領袖；但從來香港就是為華人教會孕育最多領袖的地方。
放眼今日，屬於戰爭老兵年代，年紀在七旬以上的教會領袖，多進入半退或退而不休的狀態。至於在過去二十年最受重視，特別在過渡九七及社關政教等議題上起關鍵作用的戰後嬰兒潮領袖，如今亦晉入人生及事奉另一階段，靈力仍舊充沛，活力已不如前。新一代的教會領袖，需要X世代的薪火傳承。
教會領袖可分兩個層面，首先是在堂會忠心事奉，符合聖經對長執的界定，在地方堂會擔任執事的信徒。第二個層面則指那些在宗派或跨宗派組織中擔任領導角色，並且具備深湛的屬靈洞察力，有個別的才情與能力；除了職銜之外，更可以透過時間的淬煉，發揮莫大的感召力去吸引追隨者，特別在關鍵與艱難時刻，敢於挺身而出，為真理發言，撥亂反正，不在權力和群眾壓力下低頭的人。
不同的時勢與處境，人們對領袖有不同的要求。例如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人需要當時紐約市長朱利安尼的沉著與危機處理意識；也希望從老而彌堅的葛培理牧師身上，得到支持與安慰。
香港進入政治經濟的新世紀，受全球化意識與連結的衝擊，同樣需要有多元恩賜的教會領袖，在乖曲悖謬的世代，成為教會與時代的尖兵。
我們卻觀察近年香港教會呈現令人不安的現象，是領袖失衡、失序與失色，特別將名人效應滲雜在教會領袖的概念中，顯得功利與世俗化。而當這些人在行為上有所閃失，在社會引起負面的效應時，都會對教會帶來影響。
不同時代，需要不同恩賜與專才的教會領袖，領袖也沒有專利與世襲，但須經淬煉與公共授權。香港信徒中有很多學有所長，在不同行業出類拔萃的人才；又或在建制中位居要職，有支配與行使權力的位分；以至在商界叱吒風雲，成功有道的工商翹楚；他們無疑都可以成為雲彩見證，在社會上發揮不同的影響力。然而放在信仰的層面，不能因為社會名氣而過戶成為教會領袖。屬靈功課和信仰深度是絕對不能忽略的，他們可以成為社會的意見領袖、行業領袖，卻不能靠曝光率、知名度和宣傳法變成教會領袖。
從一些名氣領袖的湧現，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香港教會文化轉向浮誇與勢利，看重短期效果而缺乏長遠承擔，側重傳播效果而輕忽生命內涵，傾求好大喜功而失掉僕人樣式。最近訪問的美國教會領袖海波斯Bill Hybels論及有影響力的領袖應有十大特質（詳見本報一○八一期），將之放在今日教會名氣為本的「領袖」身上，大家就有清晰的答案。
香港教會仍然是全球華人教會的焦點，特別在特殊的歷史與社會狀況下，對領袖是每多期盼的。例如在四川大地震的困惑、《基督日報》事件的爭論，都需要有屬靈洞察力與承擔力的領袖站出來，在信息枯竭的年代，給這時代啟導性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