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七八年起，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广大的农村言，一九八三年开始废除人民公社，使人民的经济生活从集体化的桎梏中获得解放，「责任承包制」使个人与家庭重新拥有政治之外的生存空间。而之后农村私营企业的发展，尤其促发了「民间社会」的再现。由于市场机制逐渐扩大深化在计划经济外的活动，城市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户口、配给、就业、票证等的控制，都逐渐失效，市民的生存能力与空间也相应增强与拓阔，在沿海地区设置经济特区，这些措施在在促使了雏型「民间社会」的发展。（金耀基，页84）
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可以说是文革以来最大的群众运动，也可以说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一次最具自发性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体运动，这次运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结果，也是专制党国的强硬激进力量与民间社会的强硬激进力量硬撼的结果。
人们普遍同情与支持学生的反贪污一反官倒及要求民主改革，言论自由的政治诉求，而同时在道德上谴责中国政府的真枪实弹的血腥镇压。历史的钟摆时左时右，左右摇摆不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摆向左的力量愈大，回向右的力量也愈大。
本文探讨六四事件的焦点不在描述事件过程，也不在于讨论有否学生被杀或向中国政府追究「屠城」责任（这些问题全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都已有了答案），而在于从六四事件透视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基本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追求中国民主化人士的启迪。
六四悲剧的发生正正揭示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一以贯之的一个基本模式：围绕着不可分割的权力和政策问题所爆发的严重冲突，先是导致各种对抗，从小规模的冲突开始到大规模的冲突，然后或迟或早地总是导致这样一种结局：胜者全胜，夺得全部权力，而败者则全败，决无分享权力及决策之可能。这种胜者全取（winner takes all），败者粉身碎骨的游戏规则，一直主宰着中国的政治运作。正如邹党先生所言：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冲突中，从没有一次能够产生出一种使中国人能够理性解决冲突的制度性结构和社会心理期望，亦即用谈判，讨价还价，以及一系列的妥协和相互调整来解决冲突，返过来又进一步加强这种解决冲突的制度性结构和社会心理期望。（邹党，页135-136）
赵紫阳在当时可以说是代表党内一股温和改革的力量，并且是在李鹏以外，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的，但是赵紫阳被封限于传统的中国政治格局中（胜者全赢，败者全输），他遇到一个两难困境：
如果他试图公开接触学生以协调学生的行动与他的政策，他将破坏党的规则与习惯（六四事件后，他的确背负了分裂党的罪名），如果他严格遵守党的规则与习惯，他将无法得到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从而与控制军队的老同志较量 （邹党，页169）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有计划的阴谋和动乱。这篇社论激起了学生们同仇敌忾的心，将他们的抗争行动进一步提升，逐渐演变到与中国政府几乎到誓不两立的局面。而赵在当时是不完全同意「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的。（邹党，页173）
不宁惟是，强硬派也有其自身的两难困境：
假如与学生妥协、让步，就等如将共产党的政权拱手让与学生，但若强硬处理，誓必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很可能导致政权的不稳定，丧失其政权的合法性，因学生已经在开始绝食，要以生命来换取学生的诉求的实现。
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学生在此时此刻也有其两难困境：
假若在此时撤退回校园，恐怕功败垂成，抗争多时的运动，便一无所得，而且深恐被政府秋后算账，逐个击破，若坚持下来，亦恐防付出太大代价或被政府血腥镇压。
但这三组政治行动者，都被同时封限于传统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中：激进的路线不断取代温和的路线，然而在整个学生运动的过程中，和平地解决冲突的机会，不是没有的。
第一个机会
五月十四日，阎明复和北京学生「对话团」在统战部大楼对话。阎明复说：「你们若认为中央内部有改革派的话，那么请给他们一点时间和一个机会。」但学生的激进派摧毁了这个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他们不但没有退回校园，而且从较温和的「对话团」手中夺得了学运的领导权（页82）且更进一步开始了绝食行动，将运动的抗争层次升级。
第二个机会
五月十六日，阎明复在一些年轻学者陪同下，来到广场，劝说学生结束绝食和退出广场。他是第一个去广场的高级官员，阎明复并且向学生解释了政府不可能公开认错，但保证不会「秋后算账」，可是学生投票结果是反对撤离。
到此双方的强硬派都划了一条死线。邓在四．二六社论上划了界，学生则在否定社论对他们的定性上划了界。「激进学生团体不仅决定了学运的命运，而且决定了赵这样的改革者的命运」（邹党，页180）
八九民运至终遭遇悲剧性的失败结局，可以给所有追求或从事中国民主化工作的人，什么启示呢？
一、民运人士一定要知己知彼，见好就收，不能一步推到底，推到尽，事实上，中共当局无论是以邓李为首的强硬派，或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改革派，在运动的初期，乃至中期，实际上已作出了若干让步。（胡平，页46）
李鹏在和学生代表（王丹、吾尔开希）对话时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的确，这番话比起「四．二六社论」而言确是一种退让。
再者，中央当局，从阎明复到李鹏，都和王丹、吾尔开希等北高联的负责人一起进行了对话，这已经是视为对北高联的一种默认，而这些对话都是公开进行的。（胡平，页47）
二、激进的同学始终不肯撤离广场，因为他们觉得，撤与不撤都会遭遇秋后算账，所以要将运动坚持到底。
事实上，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中共领导人，什至包括若干强硬派领导人，都公开作出了不作秋后算账的承诺，学生不信，就是将自己赶进死胡同中。
事实上，中共当局关于不秋后算账的承诺，一是公开的，二已是相当确定的，三是在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下被动作出的这种承诺还是可以相信的。（胡平，页51）
三、很多人认为中共当局是不理性的，天性残暴，中共统治集团中的个别人可能是白痴或疯子，竟无理性可言。但作为一个整体，应该说并不是毫无理性的。假如民运力量在展示了巨大压力后，见好就收，是绝对有可能诱导(或曰迫使)中共也走上与他们良性互动的轨道上来。反过来，如果民运人士见好就收，真的好像要「亡共党而后快」，那么中共就会觉得让比不让更吃亏，就会无论如何狠下心肠，拚死作困兽之斗，只要能稳住权力，稳住局势，就不管是否理不理性，是否残暴了。
没有人会否认中共当局在镇压学生运动的过程中道德上的大非，而在民主运动过程中，学生诉求的正义。问题是运动策略是否运用恰当和谋略是否全面。
事实上，八九民运的过程，及其最终的结果，对于中国民主化的过程，是一个挖之不尽的宝藏，民间社会自发力量，若能学习到其中的教训，例如怎样和党内的改革温和派，巧妙的配合，不要让改革派处于太为难的处境，以致赋予中共强硬派以口实，以整肃改革派。事实上，八九民运过后，中共领导层中，改革派几乎被完全清剿，他们大多都背负着反党反革命的罪名。因为他们对民间抗争力量的宽容，几乎使共产党覆亡。
笔者觉得需要使专制政体向民主转型，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一、专制党国体系内的改革者必须与社会中的温和改革力量建立有效的联系。
二、军队和情治单位分开，或对运动保持中立。
三、民运分子需有长期承担的准备，更要重视策略的运用，有时，面对强大的党国专制力量，的确需要有「留得青山在，那怕无柴烧」的心理准备，以卵击石，殊属不智。
金耀基教授的动态平衡的概念，也能给我们很好的啓发：由专制独裁走向民主改革是一段很长期和不断变动的过程，如何掌握好每一阶段的各种力量的斗争，都能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共能够彻底放弃传统政治斗争的观念，「在政治斗争中，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地发生，而结果总是赢者得了一切。」 （邹党，页199）
中共若能从指导政治斗争的概念，根本地转变到竞争，谈判，讨价还价，妥协等完全不同过程的原则，只有这样才会促进与民间社会的和解。（邹党，页199）
若要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能成功地将共产党自我民主改革完善，则有两个条件需要满足。首先温和派的学生和活跃分子必须成为社会运动中的主导力量。第二改革派和学生必须能够经常地公开地互相谘询，以便协调他们的基本观点，战略和长短期策略。
赵紫阳在事后的自辩中，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的关系有非常深刻和切实的认识：
「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需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系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我原来曾想，只需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去年十二月，我在军队的会议上说过，许多国家的情况都说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能自动地带来人民的满足、满意和社会的安定。我觉得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需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需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需跟上。」（赵紫阳：自辩文）
最后，六四事件是中国民运人士的大宝库，值得我们深思其中的意义和教训，也是中国政治发展朝向民主化一股暗藏的激流。有一天，人们拉开了活塞，这股激流就肯定会一涌而上，彻底淹没专制的党国体系。
书目：
- 邹党《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
- 胡平《中国民运的反思》
- 金耀基〈天安门悲剧事件的解读〉，载于《两岸中国民主的反思》（天下文化出版，一九九○）
- 金耀基〈中国大陆发展的路向与前景〉，载于《两岸中国民主的反思》（天下文化出版，一九九○）
- 金耀基等《神州悲剧的反思》（正中书局，民国七十八年十二月）
- 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
- 《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六日）
- 〈赵紫阳为处理动乱进行自辩文〉《信报》，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
- Lowell Dittewr, The Tianamen Massacre
- 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in 1989: Continuity and Change”,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Oct 1989 VolxxxV111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