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七八年起，鄧小平所領導的改革開放政策，在經濟領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就廣大的農村言，一九八三年開始廢除人民公社，使人民的經濟生活從集體化的桎梏中獲得解放，「責任承包制」使個人與家庭重新擁有政治之外的生存空間。而之後農村私營企業的發展，尤其促發了「民間社會」的再現。由於市場機制逐漸擴大深化在計劃經濟外的活動，城市的面貌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原有戶口、配給、就業、票證等的控制，都逐漸失效，市民的生存能力與空間也相應增強與拓闊，在沿海地區設置經濟特區，這些措施在在促使了雛型「民間社會」的發展。（金耀基，頁84）
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可以說是文革以來最大的群眾運動，也可以說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大陸，一次最具自發性的大規模的群眾集體運動，這次運動在本質上是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的結果，也是專制黨國的強硬激進力量與民間社會的強硬激進力量硬撼的結果。
人們普遍同情與支持學生的反貪污一反官倒及要求民主改革，言論自由的政治訴求，而同時在道德上譴責中國政府的真槍實彈的血腥鎮壓。歷史的鐘擺時左時右，左右搖擺不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擺向左的力量愈大，回向右的力量也愈大。
本文探討六四事件的焦點不在描述事件過程，也不在於討論有否學生被殺或向中國政府追究「屠城」責任（這些問題全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人都已有了答案），而在於從六四事件透視中國傳統政治運作的基本模式以及由此而來的對追求中國民主化人士的啟迪。
六四悲劇的發生正正揭示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以貫之的一個基本模式：圍繞著不可分割的權力和政策問題所爆發的嚴重衝突，先是導致各種對抗，從小規模的衝突開始到大規模的衝突，然後或遲或早地總是導致這樣一種結局：勝者全勝，奪得全部權力，而敗者則全敗，決無分享權力及決策之可能。這種勝者全取（winner takes all），敗者粉身碎骨的遊戲規則，一直主宰著中國的政治運作。正如鄒黨先生所言：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衝突中，從沒有一次能夠產生出一種使中國人能夠理性解決衝突的制度性結構和社會心理期望，亦即用談判，討價還價，以及一系列的妥協和相互調整來解決衝突，返過來又進一步加強這種解決衝突的制度性結構和社會心理期望。（鄒黨，頁135-136）
趙紫陽在當時可以說是代表黨內一股溫和改革的力量，並且是在李鵬以外，同情學生的愛國行動的，但是趙紫陽被封限於傳統的中國政治格局中（勝者全贏，敗者全輸），他遇到一個兩難困境：
如果他試圖公開接觸學生以協調學生的行動與他的政策，他將破壞黨的規則與習慣（六四事件後，他的確背負了分裂黨的罪名），如果他嚴格遵守黨的規則與習慣，他將無法得到強大的社會力量的支持從而與控制軍隊的老同志較量 （鄒黨，頁169）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否定共產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有計劃的陰謀和動亂。這篇社論激起了學生們同仇敵愾的心，將他們的抗爭行動進一步提昇，逐漸演變到與中國政府幾乎到誓不兩立的局面。而趙在當時是不完全同意「四．二六社論」對學生運動的定性的。（鄒黨，頁173）
不寧惟是，強硬派也有其自身的兩難困境：
假如與學生妥協、讓步，就等如將共產黨的政權拱手讓與學生，但若強硬處理，誓必引發大規模流血衝突，很可能導致政權的不穩定，喪失其政權的合法性，因學生已經在開始絕食，要以生命來換取學生的訴求的實現。
在天安門廣場抗議的學生在此時此刻也有其兩難困境：
假若在此時撤退回校園，恐怕功敗垂成，抗爭多時的運動，便一無所得，而且深恐被政府秋後算賬，逐個擊破，若堅持下來，亦恐防付出太大代價或被政府血腥鎮壓。
但這三組政治行動者，都被同時封限於傳統中國政治鬥爭的格局中：激進的路線不斷取代溫和的路線，然而在整個學生運動的過程中，和平地解決衝突的機會，不是沒有的。
第一個機會
五月十四日，閻明復和北京學生「對話團」在統戰部大樓對話。閻明復說：「你們若認為中央內部有改革派的話，那麼請給他們一點時間和一個機會。」但學生的激進派摧毀了這個和平解決問題的機會，他們不但沒有退回校園，而且從較溫和的「對話團」手中奪得了學運的領導權（頁82）且更進一步開始了絕食行動，將運動的抗爭層次昇級。
第二個機會
五月十六日，閻明復在一些年輕學者陪同下，來到廣場，勸說學生結束絕食和退出廣場。他是第一個去廣場的高級官員，閻明復並且向學生解釋了政府不可能公開認錯，但保證不會「秋後算賬」，可是學生投票結果是反對撤離。
到此雙方的強硬派都劃了一條死線。鄧在四．二六社論上劃了界，學生則在否定社論對他們的定性上劃了界。「激進學生團體不僅決定了學運的命運，而且決定了趙這樣的改革者的命運」（鄒黨，頁180）
八九民運至終遭遇悲劇性的失敗結局，可以給所有追求或從事中國民主化工作的人，甚麼啟示呢？
一、民運人士一定要知己知彼，見好就收，不能一步推到底，推到盡，事實上，中共當局無論是以鄧李為首的強硬派，或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改革派，在運動的初期，乃至中期，實際上已作出了若干讓步。（胡平，頁46）
李鵬在和學生代表（王丹、吾爾開希）對話時說：「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的確，這番話比起「四．二六社論」而言確是一種退讓。
再者，中央當局，從閻明復到李鵬，都和王丹、吾爾開希等北高聯的負責人一起進行了對話，這已經是視為對北高聯的一種默認，而這些對話都是公開進行的。（胡平，頁47）
二、激進的同學始終不肯撤離廣場，因為他們覺得，撤與不撤都會遭遇秋後算賬，所以要將運動堅持到底。
事實上，在整個運動過程中，中共領導人，甚至包括若干強硬派領導人，都公開作出了不作秋後算賬的承諾，學生不信，就是將自己趕進死胡同中。
事實上，中共當局關於不秋後算賬的承諾，一是公開的，二已是相當確定的，三是在群眾運動的巨大壓力下被動作出的這種承諾還是可以相信的。（胡平，頁51）
三、很多人認為中共當局是不理性的，天性殘暴，中共統治集團中的個別人可能是白癡或瘋子，竟無理性可言。但作為一個整體，應該說並不是毫無理性的。假如民運力量在展示了巨大壓力後，見好就收，是絕對有可能誘導(或曰迫使)中共也走上與他們良性互動的軌道上來。反過來，如果民運人士見好就收，真的好像要「亡共黨而後快」，那麼中共就會覺得讓比不讓更吃虧，就會無論如何狠下心腸，拚死作困獸之鬥，只要能穩住權力，穩住局勢，就不管是否理不理性，是否殘暴了。
沒有人會否認中共當局在鎮壓學生運動的過程中道德上的大非，而在民主運動過程中，學生訴求的正義。問題是運動策略是否運用恰當和謀略是否全面。
事實上，八九民運的過程，及其最終的結果，對於中國民主化的過程，是一個挖之不盡的寶藏，民間社會自發力量，若能學習到其中的教訓，例如怎樣和黨內的改革溫和派，巧妙的配合，不要讓改革派處於太為難的處境，以致賦予中共強硬派以口實，以整肅改革派。事實上，八九民運過後，中共領導層中，改革派幾乎被完全清剿，他們大多都背負着反黨反革命的罪名。因為他們對民間抗爭力量的寬容，幾乎使共產黨覆亡。
筆者覺得需要使專制政體向民主轉型，必須具備以下三個基本條件：
一、專制黨國體系內的改革者必須與社會中的溫和改革力量建立有效的聯繫。
二、軍隊和情治單位分開，或對運動保持中立。
三、民運分子需有長期承擔的準備，更要重視策略的運用，有時，面對強大的黨國專制力量，的確需要有「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的心理準備，以卵擊石，殊屬不智。
金耀基教授的動態平衡的概念，也能給我們很好的啓發：由專制獨裁走向民主改革是一段很長期和不斷變動的過程，如何掌握好每一階段的各種力量的鬥爭，都能達到一個動態平衡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共能夠徹底放棄傳統政治鬥爭的觀念，「在政治鬥爭中，最後對抗不可避免地發生，而結果總是贏者得了一切。」 （鄒黨，頁199）
中共若能從指導政治鬥爭的概念，根本地轉變到競爭，談判，討價還價，妥協等完全不同過程的原則，只有這樣才會促進與民間社會的和解。（鄒黨，頁199）
若要中共黨內的改革派能成功地將共產黨自我民主改革完善，則有兩個條件需要滿足。首先溫和派的學生和活躍分子必須成為社會運動中的主導力量。第二改革派和學生必須能夠經常地公開地互相諮詢，以便協調他們的基本觀點，戰略和長短期策略。
趙紫陽在事後的自辯中，對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方面的關係有非常深刻和切實的認識：
「現在看來，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外，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上，在民主問題上也必需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在實踐中，我愈來愈感到，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系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了，應該大體上同步進行，如果太滯後，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繼續進行下去，而且會產生各種社會政治矛盾。我原來曾想，只需把經濟體制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會滿意，社會就會安定，但後來發現，情況不完全這樣。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後，政治參與意識、民主意識都會增強，如果思想教育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設跟不上，社會仍然不會安定。去年十二月，我在軍隊的會議上說過，許多國家的情況都說明，經濟的發展常常不能自動地帶來人民的滿足、滿意和社會的安定。我覺得這向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必需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思想政治領域的工作，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需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設必需跟上。」（趙紫陽：自辯文）
最後，六四事件是中國民運人士的大寶庫，值得我們深思其中的意義和教訓，也是中國政治發展朝向民主化一股暗藏的激流。有一天，人們拉開了活塞，這股激流就肯定會一湧而上，徹底淹沒專制的黨國體系。
書目：
- 鄒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
- 胡平《中國民運的反思》
- 金耀基〈天安門悲劇事件的解讀〉，載於《兩岸中國民主的反思》（天下文化出版，一九九○）
- 金耀基〈中國大陸發展的路向與前景〉，載於《兩岸中國民主的反思》（天下文化出版，一九九○）
- 金耀基等《神州悲劇的反思》（正中書局，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
- 金耀基《中國社會與文化》（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
- 《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六日）
- 〈趙紫陽為處理動亂進行自辯文〉《信報》，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
- Lowell Dittewr, The Tianamen Massacre
- 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in 1989: Continuity and Change”,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Oct 1989 VolxxxV111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