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由传媒当晚简略点题，主播背后只有中国地图示意，到后来新闻影像不断，报章大幅惨况曝现眼前，然后是灾场直击和赈灾筹款，不断扩散，不断连结，形成我们对整件事情的诠释和想像。
悲惨故事与领导振臂，还有外国救援队的背影，和路透社的触动性很高的新闻定格，搞动我们的情感，说服我们的理智。
事实上，许多香港人感动，因为我们的国家终于进步了。我们的领导终于站在前面了，我们的灾情终于不再是新闻封锁了，我们看着十五万解放军，拯救活埋的二万灾民。
鑑于非常复杂的历史肌理，这个「终于」是很难喊出来的，尤其当泛民人士喊出来。
由于国家领导漂亮的决定，由于那种与民共忧的姿态实在摆得好，对于基督徒而言，有一件事改变了，就是那惯常在天灾人祸后出现的问天控诉，并没有听到。当国家领导人聆听着人民，连上帝也自然站在人类悲苦的一边了。当我们感到人民的力量，在热情里，我们再不感到被上帝丢弃的孤苦。我们只有祈祷会，不用南亚海啸后的信仰释疑。
这么说，国家情越热，对上帝的信也越坚。
只是，当我们在电视机前面得出一个「终于」，不久，有人便叫出「等等」。等等！为什么倒的是学校？当记者现场直击，某先生正待救援人员来，救他被压的太太──等等！救援人员为什么更迟？激进的「天谴论」，还有就像自杀式炸弹的八字论（理性自杀，自尽于公众信服），如果肯花时间，可看到另类传媒报导，揭露官员麻木不仁，志愿人员挖掘，找到了，就叫军队接手，开动摄录，官员邀功。
就这样，我们震憾。不是吧？「原来」是这样吗？
由「终于」到「等等」，由真相变成政治秀，其实，背后的逻辑不变。这个「等等」，这个「原来」，不正是另一个真相吗？当我们从电视机判断国家进步的真相，我们又从网上判断国家造假的真相。
──为什么我爱国？因为我也是看电视的咯！
──为什么我是激进分子？因为，我上网。
可以想像，在激进分子碰上爱国分子后，下一步是有人力证指控造谣，然后，知识青年人又力证造谣是造谣，真要证真，假要证假，其实，大家都在诉诸：我是真相。
「真相政治」有几个特点：
一，它假设透明的（没有中介物的）真相是可以呈现的；
二，它认为任何「添加」（包括加减乘除）都是恶；
三，真相（透明的）只有一个；
四，维护（那一个）真相是善；
笔者相信，要停止这种真相的「延异」，知识分子才能真实地参与变革。正如笔者在网照事件时所言，一种要处理公关和影像的「虚构伦理」必须建立，我们才能处理这个影像横行的多媒社会。
不妨重新思考真相政治的四个假设：
一，真相是否必须透明？
二，添加何以是恶？在什么情况下，添加是善？
三，真相能否多于一个？在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外，有否选择？
四，善是维护什么？
当温总握着女孩的手，不管她哭个不停，继续念他的国家宣传稿，能否想想，究竟在当中有没有善被达成了？能否悬置「温总是否真心」这个问题，而去问「温总的温情」打开了什么善的可能？当中我们可以怎样进入诠释，把自己置身？
真相政治的特点是，我站对了。站，比做更重要。
当豆腐渣工程成为疑点，喊出可疑，质疑豆腐渣工程，是站对了，只是它丝毫不会让豆腐渣工程（可能的）被问责和问罪。当我高呼还我公义，我感到自己站对了，只是，除了让我感到自己抵抗洪流，维护公义，我实在做了什么？
在一个次终末（不是末日的末时）的世代，我们不必吝惜那个「终于」，不必抗拒那个「等等」，我们更不应因为真相永不可知（不可知论），或一人有一个真相（相对主义），而拒绝寻求公义。
这种真相情结，同样深入许多基督徒的神观：上帝，不是「终于」出手，就是「等等」，干吗看不见苦难，非此即彼。只是,这个「原来」永远不能在现在被知道。
既然在看秀，不如就让我们弄一个评分表，让这场秀更好看，在表演里，让我们想望的社会实现。
相关结连：四川大地震专辑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8.5.21）
